《今日中国》：“三农”问题为什么会在90年代凸显出来呢？

温铁军：“三农”问题产生于80年代的撤队建村、撤社建乡，让管理当时全国70万个行政村和8亿农民的庞大的县以下的行政体系“自收自支”。县以下的行政体系几乎全部要靠向农民“敛钱”来维持运转。80年代，农村自我工业化带动每年上千万劳动力非农就业，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三农”问题也不显著。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乡镇企业原有的优惠政策取消了，农民收入受到负面影响比较大，能提供给基层党政部门的现金流减少。当时只是在抓农业，出台的政策也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导向的，没意识到症结在于县以下地方财政不可能支付庞大的乡镇村组上千万的干部开支和管理支出，而是把农村治理结构的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干群关系以及主要靠口号式的加强基层建设处理复杂的乡村上层建筑成本过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90年代沿海外向型发展和城市导向的国企改革占据国家政策的主要位置，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农村的问题。以上两个方面导致“三农”问题愈发严重。

《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温铁军：几乎所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在这个主要体制矛盾制约下，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结果都是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长期净流出。不仅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用于国家基本建设，还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提取积累，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同样如此。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快，“三农”的要素净流出就越多。因此，“三农”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造成要素长期净流出而导致衰败的规律性问题”。

《今日中国》：国际上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温铁军：二战之后，在东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它们的农业模式被统称为东亚农业模式。它们都是高度反哺：一个是政府拿钱，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是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个是，政府通过多种优惠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社，并允许合作社进入所有与农民有关的领域，而且免税，只要产生的收益返还给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日本至今都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和同属于东亚小农经济的我们现在的产业化政策完全不一样。

《今日中国》：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了吗？

温铁军：实现没实现是有目共睹的。应该承认的常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占全世界7%的耕地和6%的水资源，养活了22%的人口，并且对全球减贫贡献度高达67%，恰恰靠的是传统小农村社制得以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的农村经济基础。相反，一些大农场国家，特别像巴西，人口只有1.8亿，可耕地占比高达50%以上，却仍然有全国性的贫困和饥饿。而在亚洲，几乎所有维持了小农村社制经济基础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和泰国，基本上都能够做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现象。

传统农业是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合一的，一般不会造成污染，但经营者可能收益低下；产业化的规模农业可能给个人带来高收益，但是必然造成立体交叉污染，代价却由全社会承担。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农业已经成为全国污染总量贡献达1/3-1/2的产业。以大量化肥、农药、地膜等工业化生产要素和相应技术手段投入替代传统生产要素，追求规模化种养、高投入、高耗能、高收益的“现代化”农业仍大行其道。但很少有人认真研究，无论何种主义下的农业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过！

“农业现代化”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反映了当时国家工业化要求农村接受支农工业品的政策目标。1956年我们遵循的是苏联模式，认为苏联式的大规模农场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1980年邓小平延续早年的提法，要求到上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新政时期的2006年、2007年以后，农村政策领域终于改变了长达50年的“农业现代化”的提法，开始强调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这就赋予了土地和农业在经济功能之外的丰富内涵，更多地具有了公共品的功能。生态环保的、生态文明、对农民的保障、粮食安全等都不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的，它更多地强调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