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赢得了农民？

温铁军：建国前夕，中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城市人口不到15%，其中工业人口不到5%，所谓国民就是农民。因此，从阶级革命的角度讲，新中国的建立是农民革命的结果。

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也都推进农民革命。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是以保甲长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为基础的，只要依靠地主，就无法真正地发动农民，也就没有开展国民动员、完成帝制解体之后新兴的国家政治建设的条件。国民党不可能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甚至连改良性质的减租减息都不能实现。这在客观上造就了共产党以农民革命起家的机会，在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之间，一以贯之、百折不挠地推进农民革命，从而形成了进入现代化必须的、有效的国民动员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

《今日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温铁军：建国初，中国就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形不成统一的国家财政基础，发行的任何一张纸币都是毛票子——因为黄金储备都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金融在长期出现严重赤字的情况下都会破产。于是土地革命战争起家的共产党通过土改，把当时85%的国民变成小资产阶级安定了下来。可见，土改的实质是对这个农民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土地进行重新安排。历代新统治者大都提出或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乡土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带来物产丰富，于是，占总人口不到15%的城市人和民生工业也得到了稳定的供应，新生国家的严重经济危机就这样缓解了。

《今日中国》：在农村政策方面60年来有哪些变迁？

温铁军：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年－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即是1979年－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年－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可以说，人民共和国的历任领导集体做的第一件大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本届领导集体也是如此——从2003年党中央开始提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接着是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六年发布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2004年到2006年中国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个梦想——免赋。胡锦涛主席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时，也提出了两个反哺的重要思想，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农业的财政倾斜，即对种粮农民增加补贴，增加农业土地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2005年以后这三年各级政府投入“三农”的资金超过1.2万亿，史无前例。

《今日中国》：“包产到户”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您对此如何评价？

温铁军：包产到户最早是1955年浙江温州的一个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和一个姓戴的干部下乡蹲点与农民一起搞的；1962年恢复“队为基础”以后很多地方都“只做不说”；1980年以后农村改革才公开做。不过，“大包干”的结果只不过是传统小农经济的恢复。“大包干”在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把过去名义上是人民公社、实际是国家垄断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和农民劳动力的这种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变成了2亿农户平均占有自己社区的土地和直接占有自己的劳动力。这恰恰是“起点公平”的体现，是让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改革。但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政府实际上也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了。这是进入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