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次我并没有遭受到政治上的清算，相反，还先后担任了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人民文学》是中国当时四个大型刊物之一，发行量已经达到150万册。

出任文化部部长

1986年6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说实在的，当部长我有许多不习惯的东西，譬如要批那么多文件，要开那么多的会，从早到晚的开会，有时候国务院开会连着开四五天，开得我有点坐不住，但是特别不习惯的没有。

对于出任文化部长，我且悲且喜。喜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曾经被打入另册的人居然还会成为内阁成员，悲的是突然间对于艺术我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也担心，我能否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吗？我是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还有无所不包的文化？

也正是有这样的担心和忧虑，在上级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表明态度，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文化艺术的争论贯穿于整个80年代，不仅激烈而且争论的内容之广泛是不多见的。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这是很自然的，但对于管理者我来说，管理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我于是邀请了一批文化界的老前辈、大家、权威，多次举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经验给我以指引。

这件事让我发觉，作为领导者，我在政治上的天真。每次开会，这些老同志都在狠狠批评通俗的、消费性的文艺文娱活动，令我十分尴尬。作为文化部部长，我不能与他们一起否定当前蓬勃发展的文艺生活。因而每次会议的最后总是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在任期间，深圳曾经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那时并不敢用“选美”一词，只称作评选“礼仪小姐”或是“时装模特”。但就这样还引起了媒体的质疑之声，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高层女领导做出批示，说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要贯彻执行。深圳的“选美”最终没有举办成。但是谁也没想到，1999年，海南三亚举办了“三亚旅游形象大赛”，成为中国第一个举办“选美”比赛的城市，不仅如此，从2001年开始，三亚连续三年举办“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当官不知道自己官小”。我真的是当了官才发现有很多想做的事不能做，但令我相当自豪地是，我也尽我所能做了很多。

在文化部任职期间，我秉持一贯的准则，提出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局，维护文化工作的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我一直强调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因为个别事件而动辄调整政策，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事业的稳定性。这一观点令文坛借意识形态互相倾轧之风有所收敛。

营业性舞厅的开放是我另一项颇为自豪的功绩。1988年以前，中国一直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如果有人敢闯禁令，会遭到惩罚。禁止的原因是有关部门怕流氓滋事，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导致破坏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一次我与一位高级首长见面，他在聊天时说，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的需要。于是我决定开放营业性舞厅。

针对流氓滋事的问题，在制定政策时特别给予了重点考虑：营业性舞厅要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往监督视察，甚至可以请穿制服的人员来维持治安。政策一经推出，果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从此中国舞厅开始合法经营。

在我的推动下，1987年首届中国艺术节举办，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些其实都是文化市场的一部分，现在称为文化产业。在我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文化已经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如文物仿制品的问题。当时中国人已经有了艺术审美的需要，但刚刚满足温饱，买不起货真价实的文物，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文物仿制品以满足需求。但是如何管理这些文物的仿制品，有些想买真货的人却买到假货，无处投诉。文艺演出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文艺演出团体都是国营的，演出是按计划，不仅演出场次少，内容也不丰富、多元，难以满足大众多层次的文化艺术需求。后来开始有了演出经纪人，当时称为“穴头”。一些演员在穴头的组织下，利用业余时间演出称为“走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演出质量的问题、演员是否应该“走穴”的问题、穴头应该如何管理等等问题一时间全都摆在眼前,亟待处理和解决。还有书画如何进入市场，如何流通，税收的问题如何解决，从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变时的混乱，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