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必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很难说哪些国家的价值观就优于其他国家的价值观，更不能用一种价值观来统一全世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在接受今日中国杂志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当记者就是否存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提问时，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黄友义委员回答说，价值观和一个民族形成的历史和其自身的文化、发展阶段是有密切关系的，各国之间有所不同是正常的。一个国家的政策一定是它价值观的体现，但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

黄友义举例说，东西方在家庭伦理方面的价值观各有不同，没有好坏之分。中国人对家庭观念、集体主义浓厚，出了家门，重视单位、族群、群体，就是集体主义，到家就是家庭观念，所以我们这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民族凝聚力比较强。

“欧洲也是十几亿人，为什么分裂成不同的国家?”黄友义认为中国与欧洲走的不是一条相同的路：中国人有大的家庭观念，单位就是家、同事就是朋友、朋友就是亲人;而西方强调的是鼓励个人奋斗、个人发展，遇事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但个人锻炼得特别强悍，也有好处。我们守纪律，但自我奋斗能力弱，某种程度上也约束了创新，画地为牢地把自己束缚住了。为什么美国科技发达?跟他的个人奋斗有关系。因此，集体主义和个人奋斗各有千秋，应该互相学习，不要用某一种文化传统彻底否定另一种。

黄友义说，我们跟西方人谈经济贸易来往好谈，因为有明显的市场价值，但谈思想价值、思想道德、核心价值，受各自文化背景影响较大。中国文化比较独特，在跟外国人沟通时，有很多地方跟西方不那么相通，所以对外交流要学会表达。

他以中国梦为例说，中国梦强调的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和西方发达国家很难讲得通。比如美国人没有被人家欺负过150年，没有遇到领土被瓜分的事，所以我们说民族振兴时，他们就没法设身处地地来理解。他们可能理解我们要强大、要与其他国家抗衡、要做世界最强势的民族，这就把我们的民族振兴曲解了。

黄友义委员又举中美对待弱者不同的态度说，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动荡，往往同情弱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对外政策中也有体现。而美国是靠强势成功的，所以对弱者是看不起的。这样我们交流时就要费点劲，比如我们采取的是同情弱者的政策，并不代表我们是要纠集一批穷哥们跟美国抗衡，我们只是认为强者不应欺负弱者。如北约打利比亚的时候，中国一直不主张动武，我们就是同情弱者，特别是自己过去也受过外国的侵略、领土占领。卡扎菲对我们中国不好，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出尔反尔，但别人去打他更不对。

当记者问起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哪些独特元素具有世界意义时，黄友义首推“和为贵”思想，认为对于消除种族歧视、减少冲突等有一定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是多民族、多地区、发生过多次冲突的国家，但最后之所以能够统一、形成一个国家，有内在的凝聚力，就是和为贵：冲突是可以解决的，文化是可以互相学习的。我们讲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和为贵，和而不同。西方国家不理解，会认为中国人太天真，他们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扩张之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这种弱肉强食的影响目前也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