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一直在广泛检讨两岸政策，其中不少绿营人士提出一些较具开放与务实性的政策主张，让许多人包括大陆学者对民进党转型与其两岸政策调整抱有期待。然而，外界却不明白，民进党内部人士的两岸政策论述，只是个人的政策主张（甚至有某种党内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而不是民进党的政策共识，目前民进党内除了有“统战”考虑的“善待陆生、陆客、陆配”（没有陆资）的共识外，根本没有任何调整与改变，而且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制力增强，阻挠压力增大，两岸政策要价更高。显然，希望坚持“台独”强硬政治立场的民进党改弦更张，做出积极务实的两岸政策调整是不切实际的，是不能抱有幻想的。

不久前两岸实现了“张王会”，民进党表面上给予肯定，党主席苏贞昌等人称“张王会”互称官衔是一种进步，蔡英文认为是“两岸接触跨出的重要一步”，于是获得不少人对民进党的积极评价与肯定。然而，他们却不知民进党为何给予“肯定”，不是因为“张王会”取得重大突破，而是王郁琦大陆之行是严格按照民进党、台联党设定的框架进行，没有超出设置的条条框框，否则，民进党就会强烈反对与抵制。

众所周知，王郁琦赴大陆之前，民进党与台联党联手，并在蓝营妥协下在“立法院”达成一个重要决议，要求王郁琦前往大陆访问期间“不得签署任何文件或发表共同声明、新闻稿”，同时不得接受、呼应“一中框架”、“反台独”等危害主权主张或谈判这些政治性议题，结果王郁琦严格遵守，使得这次“张王会”没有超出这一决议范围，也让“张王会”的政治意义大打折扣。这才是民进党肯定此次“张王会”的关键原因所在，也是民进党对两岸互动牵制力增强的重要一步。

然而，民进党并不满足已经取得对王郁琦大陆之行与“张王会”的“重要成果”，而是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开始设置新的障碍。“张王会”后，绿营最具实力问鼎大位的蔡英文提出一系列新的两岸互动论述与主张：“两岸官方接触必须基于相互尊重与常态性的对等安排，不能只是为特定机构、特定场合及特定事务的特殊安排”；两岸官方互动必须在稳固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发展，而不是为了特殊政治目的，“如果是为了急于达成时机和条件皆尚未成熟的政治目的所作的前置安排，势将不被台湾主流民意所接受”；强调“在两岸关系进入官方直接互动的新阶段，台湾在政治上更须事事谨慎，步步为营，不能落入对方所设定的‘一个中国框架’，更不能让两岸官方互动，变成北京设计框住台湾的主权牢笼里的一场政治秀”。

由此可见，在外界看来较苏贞昌务实的蔡英文的两岸政治立场是“软中带硬”，继续坚持“两国论”，抵制“一个中国框架”，反对“习马会”。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则对王郁琦提出质问：“张王会”后，陆委会新闻稿模糊不清，但大陆国台办新闻稿却表示达成积极共识，两岸到底有无共识？马英九要为“习马会”创造什么条件，付出什么代价？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隆财也表示，王郁琦回台后应立即向“立法院”专案报告，未来应建立两岸协商谈判的授权机制，让“立法院”监督机制法制化。

面对两岸关系的新形势、新发展，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主张不仅没有调整，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制力、影响力，而且得寸进尺，对大陆的政治要价不断升高，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增加了新的、更严厉的政治条件与条件障碍。令人不解的是，软弱的国民党对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的步步紧逼一再妥协与让步，让绿营牵着鼻子走，在“立法院”议席占显著优势的情况下签下限制“张王会”的决议，开创“立法院”干涉两岸事务的首例与恶例，而且国民党执政当局自己还设置新的障碍，要建立两岸协商的“四阶段监督机制”，自绑手脚。岛内政治在两岸议题上的这一事态发展，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似乎预示着国民党对两岸议题的主导力在下降，民进党对两岸关系发展尤其是两岸互动协商的牵制力、干扰力与影响力在上升、在增强，也预示着未来两岸协商与重大协议的签署、通过、落实将更加困难，两岸关系发展的风险与变数增多。这一动向需要引起大陆方面足够的重视。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