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日不仅迎来了新的一年，同时也迎来了曾经敌对30年之久的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正常化35周年。放眼世界，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35年前的1979，在我的人生中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我自1957年反右运动起被折腾了21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更意外的是，我竟同时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从此以后，中美关系与世界形势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随之，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有机会去重新认识世界。我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对中美形势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回顾过去的35年，脑子里积攒的种种感触却不吐不快。

1979年，中美之间还没有直航飞机来往。我们一行前往赴任，是乘飞机绕地球一周，并在法国巴黎过夜，第二天下午才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车上，来接我们的新闻参赞告诉我：“已经有美国人送来一盆鲜花欢迎你！”我大吃一惊，这会是谁呢？到了使馆后，才惊喜地发现送花的竟是我的老友、曾在1945年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红岩村接见的三个美国飞虎队员中的两位：贝尔和海曼。这盆鲜花，立刻打开了我与我的美国朋友们之间的友谊宝库。

那时候，在中国私人家里是没有电话的，要打长途还得跑邮局。于是，我向使馆同志打听：“邮局在哪里？”没想到却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他们指着我手边的电话对我这个“土包子”说：“邮局就在这里！”可见当时中美两国科技差距之大！电话打到了在400公里外纽约市的海曼家里，他一听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说：将来我去纽约采访时一定去看望你们。“不行！”他说，“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明天就来看你！”果然，第二天，贝尔、海曼以及他们的夫人就乘每小时一班的犹如公共汽车似的飞机来华盛顿看我来了。于是，久别重逢的我们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里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天。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抗战期间，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飞虎队（正式名称是美军第14航空队）基地设在昆明，我上学的西南联大也在昆明。于是，我们几个同学有机会结识了十多位渴望了解中国实情的美国飞虎队员。我们差不多每两周就聚会一次，长达一两年之久，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有五位在回国途中还在重庆有幸见到了当时正在那里进行国共和平谈判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其中，有三位甚至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且合影留念。其中的两位，就是在华盛顿与我久别重逢的贝尔和海曼。

在接见时，毛主席当时就对他们预言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永远坚持下去！这事早已传为中美友好的历史佳话，那张合影也已成为珍贵的文物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按照当年的事迹拍成的电影《重庆谈判》，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谁也不可能想到，就是因为这段美好的佳话，我们这几个当年的大学生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的“国际间谍”，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出现麦卡锡白色恐怖时期，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也因此受到了歧视和刁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将与毛泽东合拍的照片深深地埋藏在地下，若干年后再取出来时已经发黄了。在当年美国人民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众运动中，他们都是其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后，形势有所松动，他们曾经多次捧着当年的老照片来中国寻找他们的中国朋友。在当时的环境下，哪有可能找到我们呢？因此，可以想象，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们能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里久别重逢，彼此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激动心情！

从此以后，我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除了老友重逢，又结交了大批新友，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也有了更多的认识。通过后来的多次采访和应邀在美国大学里讲学，特别是相当长时间生活在普通美国老百姓中间，改变了我们在闭关锁国时期形成的许多错误观念。我深深感到，我们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