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讲广义定义的国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总称谓，那么，国学就不应该是中国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的。这是因为中华文化本来就是对中国56个民族文化的总称，而传统文化也同样是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民族，按照《辞海》上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国的56个民族，正是按照这样的定义确定的。这56个民族各自发展，又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个大家庭，各自走过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我们就以藏族为例，谈谈中国民族的发展与融合吧。

公元620年，吐蕃人首领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统一了西藏各个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生活形态。不到10年，论赞弄囊被毒死，吐蕃发生内乱。松赞干布平定叛乱，维护了吐蕃王朝的统一，并把都城迁到逻些（即今拉萨市）。公元640年（唐贞观14年）松赞干布派他的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带上厚重的礼品，去长安求婚。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唐朝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这是中原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相融合的发端，以后的各朝不仅有文化交往，还有了行政管辖。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开始提倡佛教，修建了西藏最早的佛教寺院——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座唐代精美寺庙是人们来拉萨的必去之地。

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展、融合的历史，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与之相类似的历史过程。比如“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是公元1世纪汉朝与匈奴（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和亲的真实记载。

按照语言学家的分类，全世界上万种语言，按语言的共同历史来源分成了11个语系。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分布在其中5个语系中：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这充分说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语言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而56个民族中有30个民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几乎占我国人口的95%。这么多民族和人口都使用同一语系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有趣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56个民族，除了汉族、回族、畲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但很多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字不到20种，至今还在使用的只有10种左右了。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传统科技文化都有着独特的贡献。这是今天研究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不应忽视的内容。

比如，中国最早研究著名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是蒙古族的蒙哥。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哥哥。

清代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曾率人历时几十年，完成了中国第一幅全国大地图。（我们在电视剧《康熙大帝》中看到的《皇舆全图》是明安图绘制中国大地图的前期部分。）

再如，藏族医学。公元8世纪编成的《四部医典》（藏名《居悉》）、公元19世纪的《晶珠本草》（藏名《协称》）都是藏医学的宝贵文献。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举如壮族发明古老的壮布和壮锦，如彝族利用火药发明“葫芦飞雷”等等。总之，在我们研究国学中的科技文化的时候，对于少数民族决不可用一言以蔽之“落后”，而忽视他们的聪明才智及其发明创造。中华科技文明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打造的。

近百年来的考古，证明了云贵高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摇蓝。这些地域的人类祖先，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这些地域的族群，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化，其中有的融入汉族，有的则分别是今日苗、瑶、壮、侗、傣、布依、黎、白、彝、纳西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祖先。他们创造了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古老文学和艺术，依靠口传、心记和抄写等方法，一代代地把许多形成于远古时期的古老文学与艺术保存至今。

中国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他们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中国文学史上引以为骄傲的三大史诗，都是少数民族创作的。

一部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有百部之多，50多万行，总字数达1000多万字，是世界史诗之最。另一部是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还有一部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这三部英雄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于了不起的文学创作。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能歌善舞的，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音乐，独特的乐器，独特的舞蹈，独特的绘画与雕塑，独特的建筑艺术，独特的服饰艺术等。

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与习惯，也是那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特有的风俗与习惯的背后，都蕴藏着本民族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汉族同样传承至今的各少数民族节日习俗，就是一个特色鲜明的例证。

著名作家汪曾琪先生（京剧《沙家浜》的作者）曾经说过：节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抒情诗，她里面保养着这个民族常绿的童心。这是对节日习俗多么美丽而传神的概括啊！今天的国学研究者绝不可以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弃之不顾，那样的国学是残缺不全的。

李荣胜 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