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一词源于梵文，意为“雪域”，在藏语中指“雪的故乡”。2000多年来，巍峨耸立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茫茫的雪域高原虽然增加了中国和印度两国相互交往、深入理解的困难，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爆发了疆界争端与摩擦，却始终无法阻挡源远流长的中印文明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历史步伐。中印关系，经历了军事冲突的洗礼，蒙受过误判曲解的纷扰，但更见证过友谊与善意的力量，书写过相邻大国友好交往的典范篇章。如今，中印双方正共同阔步行进在亚洲世纪新繁荣之梦的航程上。

中印之交：点滴心相印

在历史上，中印两大文明曾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绚丽篇章。两国的宗教渊源极为深厚，东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应邀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到中国洛阳，拉开了中印文化互动的大幕。翌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兴建佛教寺院，取名“白马寺”，请两位高僧在此翻译中国首部佛经《四十二章经》。白马寺也因此被视为中国佛教界的“释源”和“祖庭”。其后，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天竺鸠摩罗什和达摩祖师负笈东来，成为中印两国人民交流的历史见证。明代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通达印度，书写下两国交往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季羡林先生曾引述过这样一个小例子：中国先秦时代便知道了甘蔗。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只知饮蔗浆，不知以蔗造糖，后终于发明造糖术，但最初水平不高，所以唐太宗派人赴印度学习熬糖法。至明代，中国已能制造洁白的砂糖。这一技术明末传至印度，印度许多地方把白糖称作“cini”，意思是“中国的”，由此得以窥见中印文化交流可产生多么利于双方人民的结果。

近代以来，中印两国都遭遇到了殖民主义的入侵。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独立与新生后，中印两国于1950年4月1日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54年，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在女儿英吉拉·甘地的陪同下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先后4次与其会见。在最后一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其送至车旁，握手话别之际吟出诗人屈原意味深长的两句诗：“悲兮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充分展现出这位中国伟人对于结识印度领导人这位新相知的欣喜之情，更表明中印双方应当坦诚相待而无需相互戒备。

中印之间的精神契合还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缘起与传承上。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了历史性的互访，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倡导了后来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曾经写道：“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团结是奋斗的亚洲的基石。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不是通过机械的组织办法，而是通过相互同情的真挚精神。”“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是兄弟”）的声音响彻喜马拉雅山两侧，这恰是中印两国之间真挚友谊的精神共鸣。

著名作家冰心曾于1953年底至1954年初随代表团访问印度，她对访问的一段回忆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感温暖：

这（访印）5个星期，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声音和光彩。⋯⋯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扬。人的巨流包围上来，握手，拥抱，献花束，在响彻云霄的“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我们被簇拥上披花插旗的汽车，开到各样的公共场所，被介绍、受欢呼。我们脖颈上被套上无数美丽芳香的花环，接受礼品，衣服被洒满了香水，女团员额上被点上了吉祥痣。

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中国友谊的使者再次踏上了印度的国土，展开对这片传奇南亚土地的国事访问之旅，使心心相印的中印友谊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度。访问伊始，习近平主席就来到了印度现任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这里不仅是玄奘高僧取经途经之处，更是“圣雄”甘地生活过的地方。习近平主席陪莫迪总理在家乡度过64岁的生日，显示出了中国人民的款款深情。

习近平主席在3天的访问行程中，会见了印度总统慕克吉，同莫迪总理进行了重要的会谈，还分别会见了印度联邦院议长安萨里和人民院议长马哈詹。中印双方发表了两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主席还专程拜访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索尼娅·甘地与前总理辛格。在印度的世界事务委员会，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追寻民主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对中印友好与战略合作以及中国的南亚政策做了详细深入的阐述，成为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边界争端：

平行政策与两步走方针

如果说，中印两国关系中也有一道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那么这座山峰就是现实中的边界争端。毋庸讳言，这个问题在中印政治往来中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1981年6月，时任印度外长拉奥曾经对中国外长黄华表示，中印之间存在着历史留下来的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具有决定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困难，解决它需要有谅解、耐心和善意，建议由适当级别的官员在适当时候进行深入讨论，在一定时间内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时间表可以在讨论过程中得出来。“这是一个影响印度国家尊严的问题，应得到圆满的解决。”

国际舆论往往片面地将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新动态和某些政客的言论作为炒作点，视为中印互动的晴雨表。达赖喇嘛也一再利用各种政治时机发表言论，企图影响中印关系的发展，某些国家试图在印度的不结盟策略上下功夫，促使印度向某些战略三角靠拢以形成对华遏制或者包围。这些处心积虑的做法或许能蒙蔽一些无法领悟中印关系发展内涵的局外人，令一些所谓的强硬派暂时鸣鸣自得，但是却动摇不了中印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进一步共识以推动问题最终解决的决心。

中印边界争端的产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双方协商解决这一争端，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双方领导人推动问题朝向最终解决的每一个方案和显示出的政治智慧，都对中印最终完成划界谈判有着积极的意义。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进行会谈时表示：喜马拉雅山应该成为中印两大民族之间永久友好的山峰，既然对喜马拉雅山的感情是如此，中国人民对于喀喇昆仑山的感情也是这样的。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为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六点意见，其中就包含“双方互谅互让，在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各守实际控制线以及保证边界安宁”等思想。但随后的中印边界冲突造成双方关系剑拔弩张，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陷入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