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摧毁人性的，但战时也不乏人性的光辉。本文要讲述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和希特勒德国践踏欧洲大地期间，诸如德国人拉贝、丹麦人辛德贝格、法国人贝熙业、苏联人库里申科和中国人何凤山、聂荣臻这样一些正义人士的故事，他们在战时勇敢地伸出援手救助受到战争波及的人们。

拉贝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城，并在之后的6周内屠杀了30多万中国军民。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亲历了南京大屠杀的经过，目睹了日军暴行。

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

为使更多人免遭日军屠戮，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籍教授明妮·魏特琳的建议和金陵大学校董事长杭立武的提议下，十多位在华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拉贝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他们在南京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为20多万南京市民提供了庇护。拉贝本人把自己的住宅设立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名南京市民。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总部轮流日夜值班，驱赶翻墙而入的日本兵，接待难民的申诉，解决饮食等困难，并记录日军暴行。

在已出版的《拉贝日记》中收录有许多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信件等，均注有“宁海路5号”的字样。在南京沦陷前，宁海路5号建筑曾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后来又交给德国大使馆使用。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即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所在地。流传至今的一张拍摄于1937年底的黑白照片中，院子里、台阶上或蹲或坐着许多中国难民。人们穿着臃肿的棉袄，正等待着分配食物。为防空袭，草坪上铺着安全区区旗(红圈里套红十字)。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德国时称拉贝为“一位中国人民爱戴的德国友人”。拉贝先生的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南京大学内，现在，这里建有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为了纪念拉贝，南京市政府资助修建的拉贝墓在2013年12月正式在柏林落成。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辛德贝格

2014年4月27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走廊上，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陛下驻足审视墙上一幅幅丹麦人伯恩哈特·阿尔普·辛德贝格当年救助中国难民的照片，女王还接见了8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苏国宝。

苏国宝告诉女王，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有10岁，包括他和家人在内的很多难民住在辛德贝格参与建立的难民营中，他的全家都得以存活。苏国宝说：“这个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感谢辛德贝格!感谢丹麦!”如今，老人与辛德贝格的亲属还时常往来。

辛德贝格1935年来到上海，1937年12月他受丹麦F.L.史密斯公司派遣，入驻南京江南水泥厂，作为设备进口商公司的人员派来保护工厂。

1937年12月初，日军的不断空袭时刻威胁着南京城百姓的生命。在得知江南水泥厂里有外国人后，附近的百姓和伤员纷纷前往避难。12月11日，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成立了难民营，并设立了工厂保护区。为确保难民营内的重伤病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辛德贝格还从南京城内鼓楼医院聘请了两名护士，购置了一些药品和绷带，在保护区内开办了临时医院。在他们的支持和保护下，工厂护厂河和筑坝附近住满了难民，最多时达到两万余人。

辛德贝格还拍摄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日军暴行场面，记录下日军杀人填战壕等残忍场景，并将报告递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8年，辛德贝格回到了丹麦。离开中国后，他将在南京拍摄的照片和纪录片在日内瓦等地展出、放映，并协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制作了揭露日军屠杀中国军民暴行的影片。在1938年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他公开放映了马吉拍摄的影片，当时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在辛德贝格的护照上题词，称他是“中国之友”。

尽管辛德贝格在《拉贝日记》中多次被提到，但辛德贝格的事迹和他留下的大量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揭露日军暴行的史料文件，在相当长时间里被湮没在历史当中。直到《拉贝日记》公开出版，辛德贝格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000年，中国有关方面与辛德贝格的家人比滕和玛丽安取得联系，他的事迹渐为人知。

贝熙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贝熙业(法文名让·热罗姆·比西埃Jean Jérome Augustin BUSSIERE)1912年来中国，1954年回法国。在中国的40多年中，他在法国驻华公使馆任过医师，也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和德国医院任职，还参与创办了北京中法大学，并与民国名人蔡元培、李石曾共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一路向西就是海淀西山，西山深处有一片记录了中法文化交流和中法人民友谊的遗址群，海淀区政府从去年开始启动了西山中法文化史迹群的整修改造，其中就有法国医生贝熙业的故居——贝家花园。

贝熙业大夫在北京有两个住处，附近的老百姓到他那里都可以免费看病。这对当时穷困的百姓尤其是农村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大的恩惠。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贝熙业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当时，贝家花园所在的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贝熙业不仅经常为这一带的游击队伤员治伤病，还同意把贝家花园作为北平地下党的交通站。1939年前后，聂荣瑧司令员领导的部队正在河北开辟抗日根据地，那里的战地医院急需医治伤员的药品，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贝熙业大夫得知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从城里把药品和器械运送到西山，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对中国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年3月30日，一部反映法国医生贝熙叶事迹的人文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已经在贝家花园举行开机仪式，该片由北京市海淀区与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联合摄制。相信贝熙叶的故事将会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

库里申科

1958年，库里申科墓在重庆万州西山公园内建成。当年国庆节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并赴万州祭扫亲人墓地。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从1937年底至1939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派出2000多名空军来华作战，其中700多名苏联空军士兵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战役。在苏联来华空军中，有200多人牺牲在中国大地上。库里申科是其中职务最高的两位空军军官之一。

出生于乌克兰的库里申科是原苏联飞行大队长。1939年5月，他率“达莎”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中国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进驻成都双流太平寺机场。

当时，苏联空军直接参加对日军的空战的同时，还负责培训中国空军人员。库里申科对中国飞行员要求非常严格，经常亲自带飞，也不断纠正学员不规则的飞行动作。经过苏军培训合格的中国飞行员越来越多。到1939年夏，经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有1000多人，领航员80余人，航空技术人员8000余人。

1939年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率领机群袭击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展开了殊死搏斗，库里申科驾驶轰炸机一连击落了6架日军战斗机。不幸的是，他的飞机也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库里申科驾机返航飞到重庆万州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为避免飞机受损，保证地面人群安全，库里申科竭尽全力控制飞机降落在长江水面上。同机的其他人员全部顺利脱险，但劳累过度的库里申科已无力跳出机舱，坠入滔滔江水之中。20天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体，把他安葬在万州的一个山脚下。

在当时，库里申科的英雄事迹传遍了中国。但由于当时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在他的祖国，即便是他的家人，也只是在几个月后接到了他的阵亡通知书，并不知道他牺牲的具体经过和地点。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民政部等相关部门拨专款对库里申科墓进行过四次大规模修缮。2009年被列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专门提到库里申科和为他守灵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母子，称他们见证了中俄友谊。

这对中国母子是万州的谭忠惠和魏映祥。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他们始终坚持为库里申科守墓。魏映祥说：“我从母亲口中听说了库里申科的故事，后来我接过班，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儿子，现在又讲给孙子听。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在习主席提到他们母子的守墓故事后，魏映祥和库里申科的孙子通了电话。魏映祥说，他的感谢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何凤山

2001年1月，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中国人何凤山“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他的女儿何曼礼女士说：“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该的。”

何凤山1926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公费留学生，1932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外交界，1938年5月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

当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生活在那里的18.5万名犹太人陷入恐怖统治之下，急于离开奥地利。但当时纳粹德国规定，犹太人若要离开都必须持有前往国家的入境签证和船票。作为外交官，何凤山跟一些犹太人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朋友们的遭遇让他义无返顾为他们打开了逃离奥地利的通道。因此，只要有犹太人提出申请，他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这样的消息让当地的犹太人倍受鼓舞，中国领事馆门庭若市。仅1939年5月到10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何凤山就向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1900个前往中国的签证。

当时的上海是开放城市，并不需要签证。但是，这些签证却是犹太人离开奥地利必需的。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知道许多犹太人的目的地不是上海，但没有签证，他们只能前往集中营。”

1939年年初，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房产被纳粹没收，理由是这座领事馆的房产属于犹太人。此后，何凤山自己出资在别处租了一处很小的房子重新开张。

当时，中国国内政界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也意见不一，甚至有人向国民政府打报告称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何凤山受到调查，虽然所查结果并不属实，但他还是在1940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

“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何凤山在他于1990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四十年外交生涯》中写道。

离开维也纳后，何凤山回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1973年退休后，他在美国加州定居，直到1997年去世。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在刊登于《波士顿环球报》上的讣告中提到了父亲在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向犹太人发过签证一事。刊出后，在美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索尔随即联系何曼礼，就此事进一步查证。此后，这位历史学家找到了何凤山亲笔签证的一些犹太幸存者及其后裔，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故事才得以公布于众。

2000年1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展览上，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故事被放在最开始的位置介绍，他从此也被世人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加藤美穗子

1999年，在聂荣臻元帅诞辰100周年之际，聂荣臻的故乡重庆江津市与美穗子的故乡日本都城市结成友好城市。美穗子说，她己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美穗子是日本人，她所说的“父亲”却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元帅聂荣臻。

1980年5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名为《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通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地多家媒体同时刊载了这篇文章。报道披露1940年百团大战时八路军战士在炮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兴子”的故事。消息发出几天后，日本的《读卖新闻》就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找到了文中提到的小姑娘，只是，她的名字不叫“兴子”，而叫加藤美穗子，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

美穗子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8月，地点在从石家庄到太原的正太铁路一个村庄。这是横贯太行山脉的交通要道，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就在这里。曾经是日军华北交通公司职员的加藤清利1939年末作为助理被派遣到井陉煤矿车站，负责运输煤炭。

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在百团大战攻打日军占据井陉煤矿的战火中，八路军战士冒死救出一名4岁、一名不满1岁的日本女孩。他们正是加藤清利的两个幼女。

面对两个年幼的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战士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向当时的军区司令部请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让把两个小姑娘送到司令部。大点的小姑娘很快跟聂荣臻熟悉起来，一直跟在他身后，常常用小手拽着他的裤腿。战地记者因此还拍摄到了一张聂荣臻和这个小姑娘在指挥所外土场上的合影。而这张合影，也成为历史瞬间的宝贵见证。

考虑到前线指挥所并不安全，随时都有被轰炸的可能，聂荣臻决定派人将她们姐妹俩护送到仍在交战中的日本兵营。他亲自修书一封给当时驻扎在石家庄的日军长官，并着人挑选可靠的老乡，准备一副挑子，把孩子放到篮筐里送往石家庄。他担心孩子在路上哭闹，还在筐子里放满了梨等水果。据《聂荣臻传》记载，石家庄日军在收到两个小孩之后，用中文回信表示感谢。

两姐妹转交日军后，被送到石家庄一家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因伤势严重不幸死去，姐姐于1940年10月被她伯父平安带回日本，此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她经常跟祖母提起“坐挑筐”和“吃梨”这样的细节，这也成为后来日本媒体确认美穗子身份的一个重要证据。

当得知文中的“兴子”就是自己时，美穗子在第一时间给聂荣臻将军写了信，表达了对其救命恩情的感谢，并表达了想到中国访问的愿望。1980年7月10日，美穗子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来华访问。7月14日，聂荣臻元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穗子及其家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记录美穗子访华的电影《美穗子探亲》。

“我们全家在中国受到那样热情的欢迎，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妇女，我所以受到两国这么多人的关怀，是因为我幼年的奇迹般的经历，得到今天希望日中永远和平友好的两国人民心里上的共鸣。”访华时，美穗子这样告诉媒体。

美穗子回到日本后，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在与美穗子的交往中，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和外孙女聂菲接力，希望把中日世代友好的事业不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