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为此烦恼，而是要对这些矛盾有正确应对的态度。”在7月26日举行的“一战和二战历史回顾：教训和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克劳塞维茨学会的中山敏雄教授发言时指出，这样的会议对世界和平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从二战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列强支配世界的霸权已经瓦解，在核时代的今天，中国奉行和平主义政策，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经济，已经成为未来世界和平的一个积极力量。
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塞尔维亚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和中国学者，一起围绕“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背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两次世界大战与世界格局演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启示与世界和平发展”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回顾和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发展好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争霸是战争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卷入二战的国家达60多个，人口20多亿。战争导致世界上近6000万人死亡，其中伤亡500万人以上的就有5个国家。而中国是二战中受害最深、伤亡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在3500万以上，财产损失达5000亿美元以上。
在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时，与会专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相互争霸所造成的长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希特勒以无限‘生存空间’为依托的扩张野心，墨索里尼对‘最高统治权’的追求，以及日本要征服亚洲最终争霸世界的目标都具有无限扩张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认为，对二战的发动者来说，这种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目的更为明显。
此外，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恶性发展也是根源性因素。徐蓝说，20世纪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力和利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时她也指出，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它所规定的德国及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条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而“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绥靖政策，也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金华认为，在亚洲，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不断发展，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而近代日本天皇政治军事体制的建立，为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准备了条件，而“以军事扩张追逐资本积累和增值的经济目的，为日本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了不竭动力”。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伊香俊哉也指出，日本一战后企图在国际法上掩饰其侵略中国的事实，当中国发生内战时，日本便借口保护在华利益而扩大武力行为，并将其解释为“自卫”、借“自卫”之名走上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
“现在的世界已与发生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完全不同，虽然目前仍有超级大国称霸的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与过去帝国主义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人口、土地、资源而获得物质利益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们主要靠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管理与服务的输出、建立跨国公司等手段取而代之，各国双向开放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永兴说，“另外，人们已经意识到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落，各国之间的关联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任何战争都会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起连锁反应。而联合国安理会、维和行动、和平组织以及反战行动，已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工具和力量。”
捍卫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二战后期，美、苏、英、中、法等反法西斯盟国，就战后处置法西斯轴心国、协调反法西斯盟国之间关系、成立战后国际组织联合国等重大事项达成广泛共识，做出全面安排，塑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战后国际秩序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维持普遍而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要目标，以清算军国主义罪行、清除军国主义侵略根源为前提条件，以《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宣言》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为重要基石，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内大国合作、大国一致为基本保证。”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周小宁认为，当今世界，仍然需要大国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大合作共担风险。
塞拉利昂大学的斯潘塞教授则认为，尽管世界大战的残暴显示出负面的东西，但人类精神的胜利同样展现在战后处理社会发展的方式中。“正是这一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保证了联合国的建立;同样是基于这一精神的激发，世界人权宣言得以问世，它甚至加速了二战后西非的非殖民化进程。”
“但遗憾的是，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的清算并不彻底。不仅在排除中国和苏联的情况下片面对日媾和，还将琉球群岛和中国的钓鱼岛私相授受(给日本)。近年来，日本更是加剧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周小宁说。
2014年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断重复“历史相似论”，诬称“中国是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中国陆军军官学院教授吕杰认为，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从近代历史看，日本历来是亚洲战争的策源地。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制定了“和平宪法”，但挑战雅尔塔体系的企图一直暗流涌动。特别是安倍重新执政以来，其扩张野心极度膨胀，令东亚局势趋于紧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吴恩远看来，《开罗宣言》奠定了二战后关于日本一系列条约的基础及战后国际格局特别是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基础。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否定二战成果的浪潮日趋高涨，如修改宪法、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等。“实际上这是日本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谋求重新成为军事政治大国，从而主导东亚政治的表现，这也是美国借助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部署。这将给亚太地区和全球国际局势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
“在亚洲，冷战因素仍然存在，这是因为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改变。安倍政权构建对中国的包围网，这已经不能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来简单概括，而是‘21世纪美日神圣同盟’的表现。” 中山敏雄教授认为，“中国提倡的“和”的思想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有利于世界和平。”
历史是一面镜子
虽然今天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过去了75周年，但是，关于二战的记忆一直存在于各国人民的生活中，而以二战为题材的影视和图书等作品也不断提醒人们要牢记这段历史。在过去50年中，仅美国就出版了超过43000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罗伯特·杰弗里·穆尔教授介绍说：“在眼下的英国，民众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因为源源不断的出版物、电视节目和电影而一直保持鲜活。”但他认为，这种效应并不是由国家或者媒体来操控的，而是在于民众对本国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及更多冲突中所作出的牺牲而产生的持续感怀。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反思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李乐曾认为，德国在二战后最终走向政治现代化应归根于西方战胜国旨在消除欧洲战争根源的强制性政策，以及冷战背景下接纳联邦德国为盟友的融入政策。“德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虽然滞后于政治制度的建设，但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基于对纳粹统治和二战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真诚反省。”李乐曾说，“政治文化中的这一积极因素，为德国维护和平和安全、防治战争悲剧的重演提供了重要的非制度性保障。”
而中山敏雄认为，二战后的日本，虽有和平宪法保障“和平”，民众的反战情绪也制约着其军事发展，但在美国纵容下，日本不断企图突破、修改和平宪法，扩张军备。
不过，对战争的反思在所以卷入战争的国家中都在官方或民间不间断地进行着。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介绍说，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的代表组织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共同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本书以历史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现，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三国的学生还每年举办相应的历史学习夏令营等交流活动。2006年到2012年，三国学者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更深和更广的程度上编写了《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这套书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三国学者力图从东亚的视角而不是一国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历史。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久远的过去，甚至只存在于电脑的虚拟空间中。这种空洞与抽象的战争认识，很容易接受感情色彩强的信息的影响，但是也很容易被引导到极端的狭隘的方向。”步平说，“为消除这种倾向，学者要引导青年一代对战争历史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通过历史教育使青年一代扩大视野，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东亚的历史与未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还原其本来面目，辨明是非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政治性课题，因为捍卫历史就是捍卫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