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人民一样，美国人民也十分善良朴实，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初到美国，我路不熟，出门总爱带张地图翻阅。常会有人走过来细声细语地问我：“您需要帮助吗？”也许是个老太太，也许是个学生，不知其姓甚名谁。有一次，我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开车送我去看个朋友。因为不认识当地的路，就向旁边一位妇女打听怎么走，她二话未说，跳进路边自己的汽车做个手势表示：“跟我来！”。绕了好几个弯子以后，她又伸出手来表示：“到了！”。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她是谁？至今还是个谜。我想，她从未听说过什么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故事，她显然本能地就觉得应该这样做！

美国宪法规定：人人平等，遵守法治。连一个学区的学监这样的小干部，都得经过当地人民选举产生。有一次，一位学监开车陪我去访问一个学校。途中，遇上红灯，于是停车等候。当时，就我们这一个车，前后左右空无一人，也无车来往。我问他：“你怎么不开过去呢？”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犯法。”可见美国人自觉守法已成为习惯。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的。

我和老伴应邀在匹茨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学，并在这城镇里租房子住了将近两年。我们不会开车，只能步行出去购物。一次，我们向一位老太太打听某家大超市在哪里，她没有回答我们，只是指着停在她身边的汽车说：“上车！”，我们就被她义务地送到了那家相当远的超市。等买完东西出来，我们吃惊地发现她还在那里等候我们，让人感动不已。从此，我们成为时有来往的好友，她对中国的事情也特别感兴趣。那年的圣诞节，她邀我们同去教堂参加庆祝礼拜。在大会上，主教表扬了一大批信徒的好人好事。我们这位大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当主教将漂亮的奖状递到她手中时，她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这是上帝让我做的。”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镇大概只有十来万人，看来穷人的比例可能不小。但是，我们发现，这里的救济机构也很多。各种各样的牌子都有，甚至有“禁止打老婆”、“无家可归者之家”的机构。这说明社会问题不少，但是热衷于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也不少。要办事，就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美国有个全国性的基金机构，有钱的人和公司经常予以投资资助，凡有正当理由者都可以向它申请补助。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里，这不失为解决矛盾的途径之一。

在美国当记者时，我几乎跑遍四面八方，但是却很少需要花钱住旅馆。老朋友就不用说了，每家都欢迎我把他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次，我去贝尔在纽约的家。一进门，他就把一串钥匙交到我手上说：“这就是你的家，随便出入！”他还很骄傲地向他的邻居介绍：“这是我的中国老朋友！”有一天下午，我出去看朋友，没有料到被邀去看了一场电影又共进了晚餐，回到家已经过了晚11点了。一进门，我就发现气氛不对，贝尔怒气冲天地质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急死人了！”原来，他怕我生病了，已经给许多医院的急诊室打过电话查询有没有我的名字。他还给几个警察局打了电话，怕我遇见了什么车祸之类的事情。这样的场景使我十分尴尬，也使我深受感动，手足之情真无国界！我的另一位飞虎队老友帕斯特，终身致力于中美友谊的事业。到了晚年，他还强烈地希望再访问一次中国。因为年高体弱，医生不允许他远行。为此，他坚持疗养了半年以后终于和他90岁的夫人一起来到昆明与我们这些中国老朋友重叙60年前的旧情。在昆明，这事已传为佳话，令人感动。我们这样的友谊，已经传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为此而感到骄傲。

在美国，还有一位“大朋友”给了我极大帮助，那就是在许多城市都有分支机构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 (US- 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简称USCPFA)。这是在中美建交以前早已存在的群众组织，现在就更活跃了。我到外地采访，常常都是它的会员把我从机场接到这里入住，并且成为我最好的向导和朋友。这样的人都是热情的中国之友，在与他们建立友谊的过程中让我对美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我需要去百里外的郊区采访，于是求助于当地的美中友协。当时，只有一个女值班员接电话。我首先声明为在节日求助表示抱歉，她却毫不犹豫地答应开车送我去。第二天一大早，一个亭亭玉立的24岁的女孩子Tese已经站在我面前了。这一天，她送我去采访了居于深山野林中的美国农业工人协会主席，同时又送我去与他们的对立面农场经理们听听不同的意见。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汽车上度过，什么都聊，因此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从此结为好友。她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专家，并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她曾经被邀请到中国的《人民画报》当过专家，还在北京大学教过英文。她与我家已经成为至交，每到北京就住我家。像这样的美国新朋友，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