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记者采访我，问我端午节什么人更适合喝雄黄酒，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都震惊了，心想这雄黄酒除了《白蛇传》中让白娘子现形以外，难道现在还真有人喝？

原来，雄黄酒成品虽然是禁止在市场上随意流通，但确实有的地方仍然有饮用雄黄酒的习俗，很多家庭会从中药店买回雄黄，之后泡酒饮用。

我当时告诉记者，雄黄是一种含有硫和砷的矿石，根据《中国药典》载录，雄黄的主要成分为二硫化二砷，占到90%以上，而且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在空气中还可能被氧化成氧化砷，毒性更大。一提到砷，大家应该对砒霜有些印象，喝雄黄酒简直就是吃砒霜啊。

我的观点登报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新京报》刊登了一则读者来信《雄黄酒并不等于砒霜》，作者是郑山海医生。

他写道：“除了吃粽子，端午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喝雄黄酒。有专家近日说，雄黄含砷，而砒霜就是砷化物，所以，喝雄黄酒等于喝砒霜。稍微有些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某物”和“某化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雄黄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不假，硫化砷经氧化后，可产生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但这期间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三氧化二砷和硫化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质，砒霜有毒和硫化砷是否有毒没有任何相关性。事实上，纯度高的硫化砷是无毒的。雄黄作为一种药材，在多年的医疗实践中早已证明具有多种药效，如败毒祛痰、杀虫、消炎等，近年不但中医用，西医也用。因此，端午节喝些雄黄酒，不无益处。而且，雄黄在酒精中的溶解度并不高，雄黄酒的味道也不好，因此，不大可能出现豪饮雄黄酒的现象，更不可能出现雄黄过量的问题，对雄黄酒的担心实在毫无必要。”

郑医生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比如硫磺和砒霜化学式不同，显然并不完全一样，特别是硫化砷的溶解度非常小，确实基本可以看做是无毒的，标题“雄黄酒并不等于砒霜”是正确的，可是其文中结论“对雄黄酒的担心实在毫无必要”我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纯度高的硫化砷虽然溶解度极低，但是其实有些中药材中总会混有一些可溶性汞、可溶性砷，可溶性砷包括三价砷与五价砷。砷的毒性规律是：无机砷比有机砷毒性大，三价砷比五价砷毒性大约20倍，砷毒和铅毒有相辅作用，共存于同一生物体内其毒性都会有所增加。雄黄的可溶性砷中约2/3为毒性较大的三价砷的杂质，这些可溶解的部分能够被人体吸收。

我一位朋友的实验室做过分析，50克雄黄放到1升酒中，溶液中三价砷（砒霜）的量约为25毫克每升，远远超过饮用水中0.05毫克每升的限量。已有喝雄黄酒导致急性中毒甚至死亡的报道。

其次，雄黄作为药材其所谓的“败毒祛痰、杀虫、消炎”等等功效没有一个是独门绝技，无论是从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其他药物可以替代的，多年的医疗实践可能是限于落后的医疗条件，并不能用来证明一定具有合理性。

最后，郑医生文中写道“端午节喝些雄黄酒，不无益处”。我实在搞不明白所谓的益处是什么，至少从营养角度来说雄黄酒是无益的，甚至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用酒作为保健食品的载体，更不可能故意用含砷的原材料作为食物的配料。

在食品标准越来越严格和细化的今天，我们凭什么对传统食品就要网开一面呢？

在微博上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的人搬出了中医理论，说雄黄可以以毒攻毒，又有人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那我就多解释几句。我个人不介意被看做是“反中医”的一派。我有很多中医或是媒体朋友，看到“反”字就痛心疾首，觉得批判中医是一种极端行为，不够包容，其实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反对中医的。否定中医的科学价值，并不等于否定中医的文化价值。

我完全支持把中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中药、针灸等中医具体疗法包含一些治疗经验，值得挖掘，但是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要轻信传统经验。

就像我们无法衡量梅兰芳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到底哪个更好一样，文化本应是允许并且提倡多元化的。但是，价值判断可以有多样性，事实判断却具有唯一性，所谓“真相只有一个”，大家都知道1+1只等于2，确实不等于3（除非是科学理论的边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有时候这种“排他性”是无可厚非的，不是用一句“多包容”就能回避的。

中医由于其阴阳五行等基础理论不具备可证伪性，就连自身体系内也难以得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中医是否认为大枣能补血？怎么评价牛奶西瓜的作用？再如张悟本，活跃的时候哪个老百姓不以为他是中医？等他倒了很多中医指出这家伙是冒牌的，可是到底怎么判断？没接受相关学历教育？没拜过师？说法和内经不符？还是没有悟透？有人说雄黄可以以毒攻毒，中医业内对于什么是“毒”、怎么个“攻”法能给出一个共识吗？

说来说去，其实我没有权利去禁止别人喝雄黄酒，只是当有人说“不需要担心”的时候，把被忽视的风险如实告知大众。遵从风俗的心理满足终究过于主观，我在考虑风险收益而给出建议的时候，宁可号召大家摒弃这种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