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社会福利:普惠与公平


2012-08-31 11:49:02     作者: 本刊记者 张学英    字号: T|T    来源:

中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于20世纪50年代。福利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败,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进入了改革与转型期,即正在向社会化、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迈进。我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的唐钧先生,一起探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否正在走向普惠与公平。

今日中国:中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于20世纪50年代,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它的形成及演变。

唐钧:在中国,早就有所谓“小福利”和“大福利”的说法。因为“二战”以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之初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属于“补救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社会救助”加上救助型的“福利服务”,其保障的目标仅限于社会贫弱群体。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政策思路被沿用。相比福利国家的“大福利”,这种模式在中国被称为“小福利”。直到2006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覆盖城乡居民”,或称“全覆盖”,才逐渐转向建立制度型的“大福利”。近年来,学界进一步提出了“建立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

 
唐钧

但是,就思想理念而言,“小福利”思想仍然很有市场。回顾历史,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计划时代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福利制度庇护下的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因此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福利”被认为是“白拿”国家的钱;第二,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改革的重心是放权,结果引发了所有单位的“福利热”,从食品到家电什么都发,进一步坐实了“福利”等于“白拿”的恶名。第三,80年代中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正值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处于批判“福利国家”的狂热中。虽然到了9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对此进行反思。但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给中国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很深的偏见。

最近一段时间,“欧债”问题更使这种“福利偏见”大行其道:“福利国家”养懒汉,财政上寅吃卯粮,结果拖累了经济。在中国的学界、政界、商界和新闻界的相当一部分人中,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今日中国:您刚才谈到美国采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当前世界范围内还有哪些福利模式?

唐钧:从国际经验看,社会福利的制度模式可分为“补救型”和“制度型”。前者以美国为典型,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其背后理念是:在因市场和家庭作用的缺失而造成社会成员生活困难时,国家有责任以“需要”为目标,对他们采取“补救性”的政策措施;后者以德国为典型,称为“欧陆模式”,其背后理念是:建立政府、资本和劳动共同参与的“三方机制”,通过谈判形成一整套以“权利”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契约,以防止劳动者在遭遇社会经济风险时陷入贫困。

“二战”中问世的《贝弗里奇报告》,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欧陆模式”捏合在一起,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福利国家”。“二战”以后,借战争时期形成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潮之东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实际上是国家、资本和劳动三方,在社会分配上达成的一个社会契约,目标是以公平和普惠的原则,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遭遇老年、疾病、失业、工伤、生育、伤残和死亡等社会风险时的基本生活需要。

在“福利国家”制度的大框架之下,各个国家仍然会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有的偏向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譬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则偏向“欧陆模式”,其中更有以“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将这种模式推向了极致,形成了新的“北欧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人的参与和发展”为基本理念,又提出了“发展型”的社会福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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