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个春天的故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在创业者中间传播开来。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用题词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谈话”，这一次，他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启动了新一轮改革。中国的财富开始以几何速度增长，中国的崛起万众瞩目。

今天，我们推出这组封面故事，和读者一起，感受春天的万象更新，感受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同时，怀念春天故事里的主人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2年邓小平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句话，让中国的各个角落里，那些聪明而勇敢的人，敏锐地从这个声音里寻找到了自己的未来。就在这一年年底，时年30岁，就职于河南省委办公厅的李浩杰向组织主动要求下基层做些实际的工作，“什么是市场经济，那时还没有概念，我只知道在办公室里是得不出结论的，就想到基层去看看。”20年后，拥有天荣（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头衔的李浩杰回忆说，那时候，他对市场“已经动了心思”。

事实上，在1992年之前，从商的行动可能意味着非法和罪名。《变化》一书的作者凌志军记录了1992年后中国发生在商业领域的巨大变化：“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潮开始兴起。从1992年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更是层出不穷；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不过，直到1998年李浩杰才真正下海，他的下海令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下海前他的身份已经是政府公务员，前途一片灿烂。然而他却突然辞职组建了一家民营公司。

“当年跟我同年龄的干部，现在已经做到一定级别的领导。一些朋友当时也不理解为何我要放弃这么好的仕途。其实，我就是想在市场经济中试试，是不是也可以做得很好，证明一下自己。”李浩杰说。

上世纪90年代官员下海成为热潮。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与政府机构臃肿所导致的减员增效相关。一方面，中央认为很多人才窝在政府机关里无所事事，官员下海对缩减财政、裁汰冗余人员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一些年轻干部和专家型领导在政府机关里压抑，不能发挥作用，希望下海寻找新的人生价值。一位经济学家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