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中国，时时刻刻处于中西交汇、新旧冲突之中，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图景浓缩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之中，对百年来的社会思想造成颠覆性猛烈冲击，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

中西之争、古今之争

作为有着5000多年历史、地域辽阔的古国，中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以先秦的诸子百家学术为源头，其间不断融合了各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1840年、1860年连败于来自欧洲的入侵者英军、英法联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再败于同属于东方的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积极地为中国寻找富国强兵出路的同时，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

一种意见是晚清张之洞为代表的著名的“中体西用”，即在保留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技术，这被证明走不通；而另外一种激进的思想则是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甚至是吃人的、是落后的，应该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改造中国文化。

1919年前后，《新青年》以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聚拢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等一大批文化新锐，他们向社会大众宣扬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的新文化，希望唤起沉睡的人们，去打破沉闷黑暗的“铁屋子”。文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从来没有像这时发挥得这么充分。

新文化运动，如其旗号所示，是以传播新文化为志业的。但这些以“新”为标识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元素上又深深烙着一个“西”字。实际上，在民国初年的“趋新尊西”人士看来，“新”与“西”之间并没有太实质的文化区别。他们认为：“所谓新者无他，则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这无异于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一元的。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谓文明国家的互相厮杀，使一些欧洲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感到失望，转而到东方文化里寻找人类问题解决方案。

于是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在20年代又演变成了“科玄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是东方文化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

20世纪30年代，玄学派主将、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张君劢再次揭起民族文化的大旗，与当时的学界名宿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固有文化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一时间，建设本位文化的呼声占据了思想舆论主流。后来被视为“全盘西化论”代表人物的陈序经和胡适则分别撰文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无非是中体西用的翻版而已，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仍在西化。于是，一场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由此展开，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文化讨论热潮。

时光转入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贺麟等汇通中西文化大师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中认真思考着民族文化的前途，运用西方理论武器整理中国固有文化，把中国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同样是在20世纪40年代，远在“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学理逻辑思考着同样的文化命题。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表明了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吸取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又要吸取外国的进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