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图片方式让大家了解新疆人，在北京和新疆之间做个桥梁，是库尔班江留在北京的目的之一。为了留在北京，他吃过不少苦：被房东扫地出门，住7块钱一晚的脏乱地下室;做“电视民工”， 1月份干的活，10月份才拿到点儿劳务;一年没什么活干，宅在家里整天上网斗地主，睡觉……这些都困扰过库尔班江，但他还是抱着“下个月也许就好了”的心态熬了过来。

当然，他能熬过在北京的苦日子，也不单纯是“要做双方沟通的桥梁”这种伟大理由。更多是因为他在北京有更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追寻自己的梦想。日子难熬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说他傻：“做玉石的生意多好，非在这做‘电视民工’。”但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要拍纪录片，活也在这条路上，死也在这条路上。”

“我从新疆来”这个主题库尔班江原本想拍成纪录片，因为暂时找不到拍摄资金，他才决定从照片入手。

“我拍他们，就是拍我自己的故事。”库尔班江说。

同样，拍摄他们，也让库尔班江反省自己。“他们有共同的特征，不狭隘，心胸比较宽。”库尔班江说，“我心胸狭隘，很容易不高兴。这一点要跟他们学习。”还有一点，让库尔班江在被拍摄的人身上找到共鸣，“他们都认真的做好自己，不背包袱”。库尔班江曾经背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总觉得自己在外面代表着维吾尔族。“做好的，是库尔班江做得好。没做好的，是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不行，然后就觉得我是民族的罪人。活得特别累。” 甚至有段时间，他见马路边有垃圾就弯腰捡，然后扔到垃圾桶里，有时捡半个小时。现在，他学会了放下包袱，他说：“做好自己，对得起父母就行了，其他一切跟我没关系。”

他不喜欢把“民族政策”、“恐怖主义”这些政治话语强加在“新疆人”身上，不久前，一家外媒采访他，记者总问他“有没有受到歧视”、“民族政策好不好”这些问题。他忍不住说：“我又不是政客，你怎么总问我这些。你要真关心新疆，别用这种政治的方式，这对新疆人没好处，对每一个人都没什么好处。你是个记者，总在这挑事，你对得起这份工作么?要关心，就关心新疆的普通人，看看他们对生活对工作是怎么想的。”

“我从新疆来” 现在拍了37个人，库尔班江打算一共拍120个人，然后出本书。接下来，他还要用大底片相机将这些人再拍一遍“根据性格，设计摆拍”的肖像。接下来，找到资金，拍好纪录片。“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可以破坏一个群体的形象，那么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行动更应该可以改善一个群体的形象。”库尔班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