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四”的安全性与经济效益饱受质疑

核电安全性是岛内民众关注的重点。台湾地域狭小，处于地震频发带，核电安全性一直是民众反核的主要理由。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进一步加剧了岛内民众对核能安全性的不信任。“核四”的选址、建筑工程质量以及核废料处理等问题成为争论焦点。

首先，反“核四”者认为，“核四”地址接近断层和海边，电厂距离新北市中心不足20公里，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都处于所谓“逃生圈”范围内，一旦发生地震和海啸，引发核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其次，由于“核四”设计理念过于超前复杂、工程建筑商操作不当，致使“核四”自兴建以来，大小事故不断，工程质量备受质疑。2011年作为“核四”监督单位的“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谢得志和委员林宗尧以“安全建言没有被采纳”为由辞职，这加剧了民众对“核四”安全的不信任。此外，岛内缺乏处理核废料能力使得民众对自身安全极为不安。当前岛内核电厂运行所产生的超过15000根燃料棒至今还在核电厂的燃料池中堆积，且未来存储空间即将告罄。其他低阶核废料则在岛内兰屿进行初步封存。岛内民众对这种处理核废料的粗糙做法表达出强烈不安，有媒体甚至将其形容为“睡在10000颗核弹上”。

为回应岛内民众对“核四”安全的质疑，马当局采取了多种宣传办法，包括制作核电安全问答集、邀请民间“反核”团体参观“核四”，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邀请“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参加座谈会，力图打消民众对“核四”安全顾虑。但效果并不明显，台湾媒体的民调显示，将近60%的人认为台湾的核电厂存在安全隐患。

“核四”经济效应颇具争议。台当局坚持认为，核电的直接成本低廉，据测算每度电仅为0.7元新台币，燃煤、燃气及太阳能发电分别是核电的2倍、4.7倍和10倍。且“核四”还是台当局落实能源发展规划、实现节能减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台当局主张利用“核四”实现“稳健减核”，利用“核四”提供的机会，为发展绿色能源、调整经济结构赢得时间。

主张停建“核四”、废除核能的岛内环保团体一方面坚持认为核电并不便宜，将“核四”建设投入、日常维护及核废料处理各项开支计入总共将近15000亿元新台币；另一方面认为台湾现在并不缺电，停建“核四”后可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绿色能源弥补核电空缺。

“核四”争议背后的民粹化隐忧

客观而言，台湾属于典型的海岛环境，常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无外部电力、天然气直接供应管线，因此对能源供应生产安全性要求高。相对于其他能源，核电供应稳定性突出。同时，台湾电价能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核电功不可没。而从2012年台当局微调电价所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便可知台湾经济对低电价依赖度很高。如果“核四”停建，并执行“核电不延役”政策，在2024年停转全部核电站，则台湾的电力备载率将逐步下降，据《天下》杂志预测会下降至1%左右，届时台湾将可能面临电价上涨、严格限电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商会在发布的《2013台湾白皮书》中，也认为停建“核四”将破坏台湾既有电力规划，将无法避免出现岛内区域轮流限电情况，最终会影响台企业竞争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核四”存废问题讨论时间的延长、参与范围的不断扩大，讨论却出现了失焦态势：“核四”的经济效益问题逐渐被忽视，岛内能源政策应该如何调整也鲜有人提。相反，“核四”及整个核电的安全问题被“反核”力量有意识地抽离出来，不断强化，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压倒一切、具有某种“政治正确性”的话题。岛内“反核”力量以强烈的感性诉求占据了公共舆论空间的道德制高点，着力将“环境保护”与“反核”画上等号，使“反核”变为一个不容质疑的神圣的符号，并对“拥核”者贴上既得利益者的标签，致使“拥核”的声音几乎难以听见，或者说是不愿表达、不敢表达，唯恐背上惟利是图、罔顾家园的指责。比如人们就较少看见与电价上涨利益攸关的工商团体努力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核四”问题或已被“民意”异化：由一场需要专业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严肃讨论异化为一场民粹主义的喧嚣。

实际上，针对岛内能源建设，岛内的环保力量不仅坚决反对进行兴建核电站，甚至对一般的火力发电站建设也极力干扰。原本预计在2020年启用的深澳电厂，就因基隆民意代表与当地环保力量反对兴建卸煤码头至今无法动工。不得不说，岛内环保力量的发育程度已有超越社会经济发展承受能力的迹象。环境保护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任何一方的单边冒进其实都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谢楠：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