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周文重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此后不久，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与中美战略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开始筹备和启动。在大使任内的5年间，他亲历了这一对话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如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成为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今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前夕，本刊记者专访了周文重。

高规格的“对话”机制

2006年7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访美，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白宫禁毒办公室等方面开展积极的接触与对话。其间，正值鲍尔森接替斯诺成为美国财政部长，而鲍尔森上任后就提出要会见周永康。周文重大使对此心生疑惑，美国财政部长为何要会见一位主管政法的中国领导人？

然而，当他们与鲍尔森一见面，鲍尔森就开门见山地说：“布什总统已经同意了，授权我代表美国政府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并且他建议，就中美经贸问题开展战略对话。鲍尔森认为，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很多，虽然已经有一个商贸联委会的机制，但是很多问题在其范围之外，现在缺少一个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

“白宫授权鲍尔森作为总统特别代表来开展这样的对话，是一个重大情况，向国内汇报后，很快得到了答复。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明确由吴仪同志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来主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周文重回忆道。

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共举行了5次战略经济对话。周文重介绍说，第一次“对话”阵容强大，美财政部长鲍尔森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率领美方团队，团队成员由商务部长、贸易谈判代表、劳动部长、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国务院副国务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组成；而中方则由吴仪副总理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其团队成员有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以及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样的规格马上引起了世界各界的高度关注。

从2009年开始，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调整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部长级升级为内阁级。“这个‘对话’原来一直由美国财政部主导，但奥巴马上台以后，任命希拉里为国务卿，希拉里提出把战略经济对话，变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由她代表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长共同主持。此前，中美之间还有过一个两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级别的围绕政治安全问题的‘对话’，希拉里又提议把两个‘对话’合在一起。所以从奥巴马上任开始，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改成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一次，做法虽有改变，但内容还是有延续性的。”周文重说。

2009年7月27日在美国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一次分两个会场同时举行战略对话及经济对话。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主持战略对话，而经济对话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

至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级别最高、涵盖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一个对话。“通过‘对话’，中美这两个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率很大的国家加强了宏观经济的政策协调和双方具体经贸争议的磋商和协调。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和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中国的参与和中美的政策协调很重要，所以在有G20之前，这些问题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议程上都出现过。对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则通过‘对话’加强了管控，使之不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全局。在解决具体经贸争议问题上，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方面，‘对话’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周文重阐述了“对话”的作用。

周文重认为，有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美的商贸联委会机制仍然存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美国企业界认为中国开放政策有所调整，对他们限制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向他们解释。另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3G许可证的发放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也都需要有这么一个级别很高的权威机制来使双方面对面地进行协调。可以说，二者互相补充，为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