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影坛，因莫言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而冲淡了“十月围（电影）城”战绩不佳的窘境。

“攀缘”一下，笔者曾有幸在饭桌上坐在莫言身旁，那是影片《红粉》的一次研讨会后。他没有像自己曾描绘的“吃起饭来奋不顾身”，话也不多，只是很留心地听别人说，但一开口，又往往“很逗”，却明显不是有意的，也就全无某些人“幽默未遂”的尴尬。后来又邂逅过，听他偶尔提及家乡、童年与生活，多少感受到那是其创作的触发点和灵感的永久源泉。故乡高密比他“出名”早很多，其“扑灰年画”——中国一绝，全国独此一家，世界上也属独特画种，与这里的泥塑、剪纸被看作中国民间艺术“三宝”。“小时候就向往将来当个手拿快板讲出自己心里话和故事的说书人。”莫言说。

此前，小说《红高粱》红时，我们没能找着莫言，却总算请到张艺谋来大饭厅礼堂放尚未公映的同名影片。黑暗中，看不清周围同学反应，但从左边一位老师张开的嘴上可以看到某种讶异——电影能拍得这么酣畅或者说“放肆”，也从右边一女生的轻声中依稀听到褒奖：中国电影也可以拍成“这样”了！

散场后，我们几个同学送张导进车前，想听其再言上几句，但他几乎“莫言”，却提到莫言的名字，并笑曰“他小说好”。

于是，至少我们班迅速流传两本书：王朔的《顽主》（《收获》杂志）和莫言的《红高粱》(复印本）。但与前者一年几上银幕造就“王朔年”不同，20多年来莫言作品变成影视剧的也就那么几部，其中张艺谋占了俩：《红高粱》和《幸福时光》。

有媒体记载，前妻从图书馆文学期刊里翻到莫言最新小说《红高粱》，拿回家给张艺谋看，他看完如获至宝，立马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去找莫言商量电影改编，可忘了门牌号，只好像《有话好好说》中姜文雇来的“艺谋”、“本山”那样，站在楼底下仰头大呼“莫言”。

这是莫言首次“触电”，得版权费800元人民币，作为编剧之一，外加稿酬1200。当时有规定，编剧最高稿费只能开到4000元。《红高粱》有3位编剧，张艺谋觉得他们分4000太少了，就建议写成上下集，这样可以“8000除以3”了。

剧本出炉后，电影厂里意见两极，审批部门也迟迟不拍板。吴天明厂长顶着上上下下的压力，私下慷慨解囊，和几个同仁凑了“专款”，让张艺谋先种高粱。莫言也参加了劳动，但心里嘀咕：书中描述的高粱地，他其实根本就没见过，“那如火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

“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都跟生孩子似的，哼哼着，浑身骨节全发脆响，满眼都是活脱脱的生灵。”张艺谋觉着莫言原著里的男男女女，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生命的自由与舒展。“片子3主角——奇女子，伟丈夫，一片高粱地。面对恶势力（日本侵略军）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终于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

身为原著作者，莫言倒是对张艺谋没啥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主人公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但他多少有些怕首次试水的张艺谋看走了眼——选不谙世事的女学生（巩俐）演“我奶奶”，担心这部戏会砸在她手里，在其心目中，这应该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其实，张艺谋也有些“二乎”，要不怎么会抛硬币才最终选定巩俐而“抛弃”史可呢？最终擒得柏林“金熊”大奖的《红高粱》，确实把莫言原著的气质传达了出来，且淋漓尽致，又“很电影”，可算影视改编的最佳案例。莫言认为，电影导演与小说家的良好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契合。

可《红高粱》的牛，愈发让我等觉得脱胎于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幸福时光》有多“不幸”，尽管里边有张大导演和本山大叔。

与原小说的最精彩处在结尾相反，《幸福时光》的尾声最遭人诟病。据悉，这是为了市场而返工改动的结果。但更糟的是，如莫言也忍不住所吐槽的“影片把我小说中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改掉了”。

如今“诺奖”得主莫言，肯定已成了影视界“唐僧肉”，但真正能“拿下”显然不易，一窝蜂上马，显然会荒废掉更多“幸福时光”。

莫言很多作品的叙述都忠实于“事实记录”，有勇气写出社会现实，但同时极具独特想象力，又意象丰富，虽然不断改变形式手法，但按他自己的话说——“始终不变的是以善为本的理念。”记得有次谈及“小说影视”的相同处，莫言一言以蔽之：关键是要“写人”。去年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更是把沈从文先生“贴着人物写”的说法改成“盯着人写”。而这在如今影视圈却常常被“顾不过来”。

印象更深的，是他强调自己“为百姓写作”和“作为百姓写作”，身为大众艺术电影儿的创作者们本也该如此，可其中不少人自认为“比百姓高明”，不愿站在百姓“同一高度”上拍片。

还有，他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这“高要求”，更衬托出现阶段不少影视作品因失“魂”而必然导致的“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