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父亲的新书《孙常非木刻选集》捧在手里的时候，回忆和思念凝成滞重的血液淌满了心灵，涌起一股股热浪。翻阅这些不曾磨灭的刀痕，我感觉父亲活了，闪着脸上的笑，闪着眼中的情，像个没病人一样，拄着手杖，磕磕绊绊地这走走，那看看，然后，站在校园中鲁迅塑像前长久的凝视沉思……

父亲自幼酷爱美术。据我的长辈们讲，父亲4岁时画马，惟妙惟肖，9岁时泥塑了一个钟馗摆在家院子里的窗台上，凡去我祖父家的客人，无不惊赞。

1937年父亲考入高中，同年参加了大学图画系考试。在高考体检中，父亲因脱去的背心忘穿了，回到家对我祖父说，背心丢了。祖父说，指定是考不上了。父亲问，为啥呀？全考场没有一个能画过我。祖父解释，背心丢了，落膀（榜）了。那一年真的没考上，原因是父亲先天色弱，体检时没看清色谱本上的图案。高二时，父亲再考。父亲不是一个细致的人，体检时手套又丢了一只，回到家怯生生地说，丢了一只手套。没想到我祖父高兴地说，这回肯定考上了，露一手呀！

可能是考官看父亲的绘画能力出众，网开一面，对色弱就忽略不计了。那一年，父亲考入吉林高等师范大学，图画系。

刚刚光复的吉林市，苏联士兵每天晚上在街头巡逻，主要是怕日本人搞破坏。有一天父亲下班很晚，回家的路上被苏联士兵拦住，父亲说“Я китаец”（我是中国人）。苏联士兵放行的同时，还夸我父亲的俄语发音很地道。父亲在初中学的是英语，到了高中开始学俄语。那段时间在东北俄语特别热，父亲也被热潮夹裹着。

1950年代，父亲第一次去北京，要看看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已是黄昏，园里几乎没有游人，在昆明湖畔，父亲遇到一位苏联人，他问我父亲“您是苏联人吗？”父亲的相貌近似西方人，额高，鼻耸，眼窝深，又穿着西装，让这位苏联人有了误会，父亲说感觉那人特别孤独寂寞，估计是要撤走的苏联专家。父亲的回答还是那句话“Я китаец”。

每当父亲提起这些事儿，我哥哥们就笑，说，爸爸就会这一句。父亲的俄语真不算好，但用得都恰到好处。1950年代初，列宾美术学院院长访问东北美专（鲁美），老师们站成一排，逐一握手介绍，轮到我父亲时，院领导介绍说，这是教透视的。估计年轻的女翻译不懂美术，把“透视”翻译成医学的透视，列宾美院的院长一脸茫然，我父亲马上用俄语告诉他，我是教透视的。这位院长先生长长地“哦”了一声，拥抱了我的父亲。然后说，想不到，学校这么早就开了透视课，很了不起。

1950年代，透视学在中国是美术院校的新学科，全国各院的透视老师聚集开会研究讨论是常事。会议当中也免不了一些观景览胜的活动，一次游园中几个老师讨论起一透视难题，索性蹲下在地上用树枝画出透视图，切磋不定。我父亲走过去看了看，用脚在地上趟出一条线段于图中，说，这样一连，就解了。蹲着的人都抬起头来仰视我的父亲。这是一个什么透视问题，我们没能记住，但是知道这件事父亲很得意，不仅在家里讲，上课时也说过。因为我分别听父亲曾经的学生广廷渤和周玉玮两位教授讲到过这件事。

文革刚开始，父亲就被贴了大字报。一天午饭中，父亲拍了桌子，摔了碗，痛哭着对我母亲说，大字报上的内容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有些话我是说过，但哪有那个意思啊！父亲从不吸烟，那天去小铺买了两盒“大生产”，抽得满嘴都是泡。很快，父亲就被赶进了牛棚。

有一阵子鲁美的牛鬼蛇神每天都要从出来请罪，游街，他们戴着不同形状的高帽，挂着不同罪名的牌子，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打着相同的红叉，队伍前面的人，敲个破盆，走几步停下来，大家一起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打倒刘少奇，打到我自己”。然后盆声再起，接着往前走，家属院里要走个遍。父亲总是走在队伍的后面，每到家门口，父亲低下的头总会侧过一点点，用眼睛的余光，看家里人是不是看见了，那时，他总是把身子稍稍挺一挺，步子也迈得有力些大些了。我知道，他是怕我们看了难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