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先锋派话剧选定在柏林的德意志剧院（Deutsches Theater）上演也完全具有象征意义。坐落在柏林市中心的德意志剧院于185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座依照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建成的剧院由一个能够容纳600位观众的大剧场、一个拥有230座位的小剧场和一个为约80名观众提供座席的微型剧场组成。自1905年至1932年，马克斯·莱因哈特在这里担任剧团的导演和剧院院长。在纳粹统治时期，当时的德意志剧院的院长海因茨·希尔佩特（Heinz Hipert）试图通过上演经典的人文主义剧目使剧院能够维持下去，直至1944年剧院被完全关闭。从1949年至1954年，德意志剧院是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所在地。在这里上演了布莱希特创作的带有传奇色彩的话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它是德国战后上演的最重要的剧目之一。在其后的岁月里，德意志剧院成为国际知名剧团团长和话剧导演上演重要剧目的场所。例如沃尔夫冈·朗霍夫（Wolfgang Langhof）和其子托马斯·朗霍夫（Thomas Langhof）曾将具有高端艺术水准的作品搬上了舞台。从2009年开始，乌尔里希·库恩（Ulrich Khuon）担任剧院院长，他的艺术理念是将那些有才华的年轻剧作家、风格简约独特的导演邀请到德意志剧院，上演他们的作品。

在这座传统悠久的德国剧院里，我们正在观赏一部呈现国际话剧艺术的中国先锋派话剧。在这里，我们可以描述观众的热烈反映：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来自哈勒市的一位名叫沃尔夫冈·T（Wolfgang T）的观众道出了大多数观众的观后感：“我很高兴在今天晚上能够有这样的艺术经历。我专程来到柏林看这场话剧实在太值了，这场戏的确是具有世界水准的话剧艺术!如果布莱希特还在世，那么他一定会兴奋不已。”来自北京的江先生认为：“这部话剧清楚地展现了中国曲折多变的历史和人民当时必须忍受的各种沉重的命运打击。我和我的妻子都深受感动。”就其内容而言，这部话剧主要集中在小说情节中的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核心场景之中：地主的儿子徐富贵稀里糊涂地输掉了他父亲的产业和自己的遗产。此外，它还将自己的家庭作为赌注，沦落为穷人。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他，但是，后来她又回来了。当国民党军队抓富贵去当兵与共产党打仗时，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富贵在战场上被俘，关进了牢房，但是不久便容许回家。在接下来的年代里，他遭受到了一系列个人命运的打击，这也是那个黑暗的年代里政治运动的结果。中国在那几十年里的每个悲剧都袭击了富贵和他的家庭。在大办钢铁运动中，为了在钢产量上“超过”美国，一贫如洗的富贵一家与其他家庭一样交出了最后一口做饭的锅。他的儿子因为献血而丧生，其原因是卫生站的人员缺乏专业知识，更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冷漠，一心只想为大人物采血。之后，富贵在那个年代的悲惨的环境中，相继失去了他的妻子、女儿以及他钟爱的孙子。即使富贵有时遇到一点运气，但是，不幸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他。最后，他孤苦伶仃，只能与他的那头忍辱负重的牛相依为伴。在这头牛的身上，富贵看到了自己。他自言道：“我也叫它富贵，因为我们很相似。”活下去的愿望是富贵唯一没有被剥夺的东西。

该话剧采用自然的方式­——既没有用夸张的手法也没有用浓墨重彩的笔墨——塑造了在那一段中国历史中的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和形象。男人们无论是自己的原因还是他人的原因都深受命运的折磨。他们借酒浇愁，大声呼唤并起来反抗；而女人们也同样受到命运的折磨，但是她们必须忍耐，逆来顺受。当富贵的妻子在舞台唯一一次提高嗓门大声发出悲叹的时，观众席上鸦雀无声。

余华带有讽刺意味和批判性的文学风格特别适合孟京辉将富贵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这部话剧在一定的意义上超出并扩展了小说原著，将人的行为的愚笨和荒诞暴露无遗。例如，富贵没有作为地主而受到审判，而是富贵在赌博中将家产输给了名叫春生的暴发户受到审判并被枪毙了。此外，导演也用辛辣的讽刺手法再现了大办钢铁运动的愚昧。

《活着》的整场演出时长为3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这对德国的话剧观众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挑战。观众们已经习惯了中场休息，因为这样观众可以放松思想和恢复精力，然后再全神贯注的观看下半场演出。但是，在这次演出中，这种普遍受到欢迎的做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人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休息。全场演出从始至终扣人心弦。而且语言问题也解决得很好。在演出中随时都配有简短、精确的德语字幕。剧中的一些场景都由伴随着巨大的深色的影子，以便观众更好地理解话剧的思想内容。语言、大幅度的肢体动作、通过舞蹈表现的哑剧、多媒体手段的运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舞台上有两个表演层次：除了人物表演的舞台之外，还有一条像战壕一样的走道——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和谐的整体和完美的统一。这里提到任何一个艺术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