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场记者会，六位政协委员就“推动科学发展”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当一名外国记者用英语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提问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客串了现场翻译，图为林毅夫翻译完后开心地笑了。中新社发 张浩 摄

　　“在世行，我相当于重新读了一个大学，因为四年的时间，让我有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世行、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也更加强了我的一个信念：在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谓的‘真经’。”

　　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林毅夫，去年6月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职位，回到北京大学执教。今次两会期间，他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回顾四年世行历程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他表示，在世行四年时间，自己收获非常大。从世行回来，自己进入一个著作高产期，先后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书籍，“这都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林毅夫介绍说，自己在这几本书的前言里面谈到，“作为知识分子，我确实是把国家的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作自己的职责。因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书，总是看到自己国家衰落。”

　　“我在台湾长大，实际上也就是由于国家衰落所造成民族不幸的一个受害者。照理说从我内心里面，我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工作，这种心情应该就像一个住在夏威夷的美国人回美国工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悲剧，我必须采取特殊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还不能回家。”林毅夫语调低沉。

　　林毅夫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中国如何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也一度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这本“真经”帮助西方实现了它们的现代化，让它们富强。“我应该去把那本‘真经’学会，按照这本‘真经’给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林毅夫表示，自己在世行工作时，看到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跟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民族富强。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盛，总觉得西方有一套“真经”，学会了就可以推动国家的发展。

　　“然而，在美国、在世行、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谓的‘真经’。”林毅夫指出，西方经济学有理论，然而理论是不断在更换的，“不断在变就不能叫做‘经’嘛，‘经’是说几百年、几千年都不变的”。

　　“如果在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你怎么能够做到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呢？”林毅夫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有参考价值，但绝对不能作为中国行为的准则，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受到任何理论的束缚，然后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中国的发展。

　　“人家老笑我是‘乐观派’，我说我是‘客观派’。”在林毅夫看来，“悲观派”只看到问题，“乐观派”只看到机会。“在我的谈话中，永远是把机会跟问题同时谈的；而且一定同时讲机会如何去掌握，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怎么去克服。”(记者 张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