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百姓这样问政


2013-03-11 11:31:03     作者: 本刊记者 卢茹彩    字号: T|T    来源:

    在得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已经把自己发过去的“将乙肝抗病毒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建议带上全国人大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三年级的雷闯感到异常兴奋。去年,他发给谢子龙代表让其关注乙肝歧视的建议,也被谢代表带上了两会。

    今年,雷闯一共致信568名全国人大代表,到两会召开时,雷闯接到了超过10名人大代表的回复,包括官员代表上海市市长杨雄、富豪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包括像谢子龙这样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雷闯说,这次经历其实是一个普通公民主动联系人大代表反映民意的现实演练。“我信任人大代表,也信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我们不能等,而是要主动联系他们,反映问题。”雷闯说,“每个公民的参与非常重要。”

公民意识在成长

    在呼吁取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等方面的歧视之路上,雷闯并不是第一个人。早在之前的若干年,众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在200811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中有关就业歧视方面的条文。该法案在“反就业歧视”方面列举了五种歧视行为,其中就包括“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

    虽然有了相关的规定,在实际的求学和就业过程中,违规检测乙肝的现象仍然存在。作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本人也在大四保送研究生的过程中,因为这个问题而被淘汰。2009年,当时上大学四年级的雷闯联系了政协委员胡旭晟,胡委员向全国政协递交了《消除高等教育乙肝歧视的建议信》。20102月,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国家三部委出台规定,所有入学体检取消乙肝检测。

    本科毕业后的雷闯休学了一年,这一年,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反乙肝歧视上,他做乙肝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也会举报一些违规检测乙肝的公司和医疗机构。一次重要的举报,促成了卫生部在2011130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乙肝项目检测的通知”。“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看到了一些变化,我想通过一个个比较典型的个案,来推动整个问题的解决。”雷闯说。

除了乙肝歧视这个主题,雷闯还向清华、北大等20所高校申请“三公”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开,他陆续收到了一些高校的来电或回复。而在他第12次因火车票站票和坐票同价起诉铁路相关部门不予立案之后,他终于在3月初接到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法官接收上诉状的通知。

雷闯在自己的微博上拥有12万名粉丝,众多的网友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他反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他愿意站出来,去寻找解决的途径,向人大代表寻求帮助成为他认为比较有效的途径之一。“我想接下来我会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更多的人,去参与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制度中来。”雷闯说,“如果普通公众的参与度低,这样一个本身相对优越的制度就没有价值了。”

就在3月初,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教育部回复他说,已经决定将乙肝知识纳入中小学教材。而他和其他一些网友都认为,接下来要靠大家齐心协力来推动这一政策的落实。

  

关注民“声”

    谢子龙对于自己收到的每一个邮件和每一封平信都会阅读,绝大多数都会回复。虽然跟雷闯素未谋面,但他对雷闯印象深刻。“只要是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比如说尘肺病农民工的医疗和救助问题、建立失独群体救助基金这样的话题,都包含今年我提出的建议中。”谢子龙说。

谢子龙也是十一届人大代表,在过去的五年中,他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多数都跟医药行业相关,“熟悉的行业更能深入了解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但是,在连任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后,他关注的领域逐渐宽泛。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对于收集民意有着自己的优势,他拥有的老百姓大药房在全国110多个城市有连锁门店,这都可以被他用来做调研。同时,他在微博上广泛征集建议,开通了邮箱、微信等众多手段,他每天还会在网络上关注热点话题,进入论坛寻找热门议题。“在中国,网络应该是相对开放的平台,比较能够了解到基层的声音。”他介绍说,在这些社情民意收集上来之后,他和他的团队要召集社区的群众来开“选题会”,筛选出最需要带到两会上来的议题。然后,他们会针对这些问题去发放问卷做调研,等议案和建议成稿后,再去找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来讨论出专业的方案。

在上一个五年中,他提出的五十多个议案和建议,有十几个已经正式落实,还有一部分已经明确给他答复正在办理。“我的每一个议案和建议都非常认真地在准备,让办案单位信服。而办理议案的单位大多也非常认真地落实,如果有没有认真办理议案和建议的单位,我都会在反馈意见表上填写‘不满意’。”谢子龙说,“得到‘不满意’评价的单位都会马上跟我沟通,直到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他认为,每一个人大代表都应该用好这个“不满意”的权利。

“修改药品管理法”的议案已经是谢子龙第三次提交,据他了解,这一法律的修改已经在“排队”,在它前面等待立法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有很多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立法解决。”谢子龙说,“我从来不指望一个事情,通过一个会议或者说一个议案能解决,但是通过代表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它一定会得到解决。”谢子龙说。

 

代表只是桥梁

    “你都已经是‘国家议员’了,怎么还在基层医疗单位工作?”这是来自山东的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经常会被外国朋友问到的问题。已经70岁的她,仍然工作在医务第一线,这些年来,她一共为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以及港澳台同胞诊治和讲学(中国传统医学)4800余人次。在每次开始讲授之前,姜健总是很乐意给外国朋友讲讲她作为人大代表的经历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现在,她的很多外国朋友,已经对这一制度从完全陌生到理解。

    今年已经是姜健第六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198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至去年的25年中,她一共提出了1100多件议案和建议,内容涉及立法、修改完善法律,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而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采纳,或者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而今年她又带来了60多件议案和建议,内容涉及制定《预算法》、制定《社会救助法》、制定《中医药法》等,以及对环境与资源保护、饮用水安全管理等多个建议。“我每年提交的议案和建议都有几十万字,多的时候40多万字。”

    “最开始我也只关注文教卫生方面的话题,但是,人大代表不是行业的代表,而是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姜健说,“‘人大代表’这四个字在我心中特别重。”在履职的二十多年中,她仅就三农问题就提出了140多件议案和建议,针对食品安全的有56件,针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有28件。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后,当地的农民时刻都在跟她反映着这样一个政策带给他们生活的变化。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百姓需求,姜健每年都会抽出大量的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和工厂、工地一线去调研,调研次数近4000人次,撰写调研笔记80余本。“没有调查研究,我一个议案也不敢写。”姜健说,“在我做大夫时,我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在我调研时,他们都愿意跟我说实话。等我需要去向公检法一线专家请教时,他们也一定想方设法给我讲明白。”此外,在她的书架上,还摆满了各个办理议案和建议的部门给她回复的“红头文件”。

    姜健认为,作为兼职的全国人大代表,“需要有参政议政的能力,而不能光凭热情”。在她看来,全国人大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和完善法律,监督一府两院,因此,作为人大代表,首先也要先学习法律,每年,公检法部门寄给她的学习材料都有好几箱。在1988年初次提出议案建议制定中国的《红十字会法》并在1993年成为现实颁布实施以来,她提出的如制定《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等议案都先后成为法律。

    “其实,人大代表只是人民和国家的桥梁和纽带。”姜健说,“我又不求升官发财,我只是想要代表老百姓的话语权。”

    在谢子龙代表看来,当然也存在少数代表为了应付写一两个议案或者建议,但是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这么要求的,随着透明度越来越高,这样的代表慢慢会被淘汰,认真履职的代表一定会受到重视,而且一定会是主流。“我跟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沟通后得出结论,在近些年,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谢子龙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要推动这个制度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上惠及13亿人口。”

    而在雷闯看来,要提高普通公众的参与度,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络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向他们反映问题,畅通这一机制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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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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