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是由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所内生和决定的。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欠发达的，首先是因为其经济结构欠发达。这个逻辑反过来提示我们，如果我们要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创造良好生活环境，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发展水平和调整经济结构。未来我们既要向结构调整要速度、要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要向结构调整要建设‘美丽中国’的秘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首先要调整的是需求结构，尤其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依照现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仍然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那么我们就只能“被俘获”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做一些发达国家转移的、淘汰的或不愿意做的产业环节，中国就逃脱不了做“污染天堂”的命运。为此要尽早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虹吸全球高级的生产要素，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

其次要调整的是供给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特性。中国现在是世界加工厂和低端制造车间，这是决定中国环境问题越日趋严重的而难以治理的产业结构因素。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来致力于“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就是要建立以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建立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只有这类对环境友好的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生态环境才能从源头上被治理。

第三，要调整空间结构，尤其是生产力布局结构。空间生产力布局结构的调整，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要明令要求或鼓励用集聚的方式（或现代化工业园区的载体方式）发展制造业。这样有利于集中进行工业污染的整治。二是对一些自然环境好、自洁能力较差的地区，要严格禁止发展发展那种大用水量、大耗能量、大运输量和有污染的大工业项目，国家应该把这些地方划出来作为生态功能区专门保护。对这些地区，不建设就是发展，不开发就是功勋。至于这些地区的人口脱贫问题，可以通过城镇化或城市化进行适度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来实现。

第四，需要调整机制结构，主要是“体制、管制、税制”问题。一种有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体制，主要体现为我们必须解决执政为民而不是取悦于上级的问题。对政府官员增加来自民众的评价和选拔，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管制问题是我们必须寻找到克服市场外部性、有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方法和途径。生态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的传统领域，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的调节失灵现象尤其明显。为此必须寻求政府管制的新方法，如可以借鉴美国国家森林的管理经验，联邦政府在所划定的国家森林保护区设立纵向管理的国家森林警察等。一种有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税制，一定是那种使被课税的主体要么放弃产生污染的生产，要么自动产生治理污染动力的惩罚制度。就此意义上说，中国惩治环境污染的税收制度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完善，需要学习西方管理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