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动乱岁月的夏天。炎热的这天，宋庆龄在卧室里伏案写信。书信不长，但字里行间凝聚了30多年的往事。为写此信，她想了几天，今天又花了不少时间写了又改，直到晚上，才交给秘书张珏，立即译成中文。秘书赶译完誊写后由宋庆龄签名。据张秘书回忆：这是宋庆龄专为在京的国际好友路易.艾黎写的证明信。1968年8月31日清晨，宋庆龄嘱咐我一早送给艾黎，并叮嘱在路上注意有无“尾巴”。
文革越来越乱，那年宋庆龄听到一些她很熟悉的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关进牛棚时，心情很不平静。近来她很为几位在京的挚友担扰。听说造反派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幅标语都贴到路易.艾黎的家门口。宋庆龄得知后，就想尽快给她这位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好友写一封证明书。张秘书这天上午亲自去东单附近的台基厂，把信送交艾黎，赶回来已近中午，向已到楼下等待的宋庆龄回话让她放心。宋庆龄不无感慨地说：“留在中国的外国朋友现在都被看成国际特务。我要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我极端相信他。”
宋庆龄处于患难时期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主动站出来替一位外国朋友作证，尽到了一个同志和战友的崇高的责任。正是由于宋庆龄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证明，解脱了艾黎的危境，艾黎感激地说，这份证明“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朋友之一。
这封珍贵的证明信，后来公之于众，其主要内容是：“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奍年轻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布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这封信概括介绍了艾黎热爱中国，从30年代以来为中国革命做出不懈的努力和重要贡献，也表达了宋庆龄对艾黎从相识、见证，到“我极端相信他”的深厚情谊。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祖父是南爱尔兰移民，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艾黎有兄弟姊妹六人，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末，他中学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曾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与人合作办过牧场。 1927年他第一次远游到中国，原本只是想参观，但却终生留在了中国。
他先在上海生活了10年，最初是一个消防队长，后来成为一个工厂的督察。1933年以后，他成为上海市政当局的公共健康顾问专家，他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接触下层民众和工人，使他目赌当时社会的动乱，民不聊生，引起他同情和支持劳苦大众要求变革的斗争。他在上海结识了外国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特别是有幸认识了孙夫人宋庆龄。艾黎说：“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满着记忆，其中许多是关于宋庆龄的。”而且还说：“自1933年我同她结识以来，她一直给我以激励和力量。”
1933年是艾黎一生中值得记忆的时刻。在1932年冬，他就认识了一位十分活跃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她正协助宋庆龄开展保障民权的活动，并支持地下党的斗争。1933年秋的有一天好友史沫特莱对艾黎谈及：孙夫人是位大智大勇的女性，她犹如一颗参天的树，巍然屹立在中回神州大地！艾黎说：1929年我在南京远远地见过宋庆龄，那时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迁移到南京并在紫金山举行国葬。当时我站在路边，和上海的童子军们在一起，看着孙夫人一步步登上陵墓高高的石阶。我很久以来就想拜访孙夫人。终于，经史沫特莱联系后，带他去莫利哀路29号拜访孙夫人。那次见面给艾黎留下很深印象：“正是在这所房子里，我听她亲口谈起二十年代初她从广州脱险的一段经历。随着岁月的流逝，从我后来同她的交往中，我越来越感到，在她秀丽文雅的外表下，包容着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她总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阵地，来帮助那些为她所坚信的一切而奋斗的人们。”
自这次会晤以后，宋庆龄便帮助艾黎等国际友人与地下党进行多方面的联系。第二年(1934年)宋庆龄支持他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由艾黎担任负责人，由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汉斯.希伯为政治指导，参加的有各国在华进步人士，如史沫特莱、海德姆、魏璐诗、陆慕德、耿丽淑等人，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等。他们在学习中还联系中外时事，尤其是上海的实际进行讨论。
宋庆龄多次通过史沫特莱与艾黎联系，要艾黎安排和配合一些“不速之客”的活动，包括住宿。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住所实际也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的一个地点和避难所。有一天史沫特莱把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由艾黎护送上远洋轮船，脱离危险。艾黎住处的顶楼还架设过秘密电台(据说是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通过这电台，甚至可以直接与苏区根据地及以后长征中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艾黎也不时把有关信息转告宋庆龄。1935年10月艾黎得知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的好消息，于是在家里举办一次小型酒会，请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参加，大家举杯庆贺红军长征胜利！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地下党员)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在宋庆龄支持下，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艾黎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
艾黎在后来写的自传中，专有一节回忆当年他认识的宋庆龄—《永不消逝的记忆》：“从国民党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至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
1937年冬天，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也成被包围的“孤岛”，形势十分危急。宋庆龄终于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准备离沪赴香港。此行动，她就请好友艾黎相助“掩护”。
据艾黎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时那个寒冷灰暗的冬天的早晨。码头上熙熙攘攘，到处有日伪的警察、宪兵、特务等在活动。宋庆龄打电话给我，叫我乘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她说笑着与她们挥手告别，然后上了我的车。李妈坐在前座上，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袱。当我们从那恶棍们中间走过时，他们瞪起凶狠的目光。但她却安详地挽着我的胳膊，与我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沒有人查问我们。”宋庆龄告别了艾黎，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一艘大海轮。宋庆龄由地下党联络员李云陪同撤到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艾黎后来再次见到宋庆龄是在他到达香港之后。当时宋庆龄正准备让他乘飞机去武汉办事。
他们分别后的第二年1938年，路易·艾黎结束在上海寓所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也去香港，又一次见到宋庆龄。匆匆相见后，宋庆龄正准备让他乘飞机去武汉。艾黎到武汉是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开展一项很有意义的新任务。这就是艾黎与埃德加·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中国后方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8月，他们筹建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艾黎任代理总干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共产党的支持。宋庆龄本人还担任工合香港促进会的主席。
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艾黎两次到延安，毛泽东曾予接见。
当时宋庆龄正在香港建立抗战爱国团体——保卫中国同盟，主要宗旨是向海外传播中国抗战信息，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援助。因此宋庆龄也支持斯诺、艾黎开展争取各国对中国的支援，于是在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有中外知名人士参加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艾黎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据统计，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1939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艾黎整整艰辛工作和奔波了6年。几乎当时整个非敌占区，都留下了艾黎的足迹。他每到一处都深入下去，参加具体的实际工作，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口流利的中文，使他更自然地与中国的人民融为一体。但他的抗战热情为当局所不容，1942年9月虽被当局解除技术顾问，艾黎却并未放弃他的思想，他依然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身份，不辞辛劳地继续工作着。
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做出了贡献。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接受外国邀请，而是返回他热爱的中国，致力于教育及和平友好事业。艾黎于1953年定居北京，不时到中国各地视察，作为亚太和平联络委员会和其他世界和平类组织的代表，也到世界各地访问，出席各种和平会议并发言。
这一期间，他开始写作，在新西兰和中国出版了53部书，并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传播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变化，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
1972年新西兰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艾黎在1960年、1965年和1971年多次回到新西兰，为增进中新友谊做出了努力。1972年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1980年在他的努力下，在北京建立了民办大学“培黎大学”，他和马海德任名誉校长。1982年，北京市授予他北京市名誉市民称号。1977年12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路易.艾黎80寿辰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艾黎直至晚年，依然与宋庆龄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友谊。1980年12月宋庆龄在家中为艾黎举行了温馨的生日庆祝会。她兴高采烈地为老朋友贺寿，举杯祝艾黎生日快乐！不幸的是半年后，艾黎敬仰的孙夫人离开了人间，他无限悲痛地送别这位伟大的女性。艾黎对宋庆龄的悼念之词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