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宋庆龄亲切地称为“老朋友”的斯特朗，是位著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她与宋庆龄的友情，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激荡的岁月。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晚年曾写有短文纪念这位老朋友。“在她72岁的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幸她先我们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这位美国女记者从年轻时代就投身进步的社会活动，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到过苏联、中国、西班牙、波兰等国，采访报道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各国的进步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但她毕生最关注还是中国革命，先后六次访问中国，坚持不懈地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弗仑德小城镇。她从小就受到父母良好的启蒙教育，是个天资聪慧的女孩子。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三所大学就读，并于190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投身于反战和争取妇女权利的社会活动。苏联十月革命后，1921年这位年轻人来到向往多年的苏维埃俄国。她在革命热土上创办了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热情地向西方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后来写了自传体著作《我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记录了她前半生如何从资本主义美国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历程。
进步的倾向，中苏的革命合作，使她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潮流。1925年她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应进步学生的邀请发表演讲，向他们介绍自己在苏联的见闻。在中国，她访问一些要人如冯玉祥等。她在上海结识了孙夫人宋庆龄，自此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当时恰逢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方兴未艾，她在宋庆龄精心安排下，先从香港坐轮船到广州附近，再由罢工委员会派人接上岸。置身于正处革命高潮前夕的广州，使她深切感受到革命风暴即将席卷神州大地。她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省港大罢工。
斯特朗于1927年3月离开墨西哥回到美国，不久便乘船，飘过太平洋，经日本于5月抵达上海，重访中国。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変后，她想了解工人运动情况，但工运已转入地下。宋子文劝她到武汉看看，她举棋不定。宋庆龄闻讯立即从武汉致电促她赴汉。她们是老朋友，她在1925年秋首次访华时在上海就相识，那时，她就感到宋庆龄的风度异常优美。她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所认识的人中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猛烈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她始终不渝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见斯特朗所著《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因未及深谈，此后，她一直想再见到宋庆龄，所以，当接到电报时，就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登船溯流西上，三天后到达汉口。两人见面，心情都很激动，宋庆龄把她安排在自己贴隔壁的一套房间里居住。宋庆龄详细地向她介绍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情况。从多次交谈中，她获得许多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知识。晚上宋庆龄常与她推心置腹，讲述自己家庭及留学美国的情景。她们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是中国革命。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华到达充满革命激情的武汉，在这里她与宋庆龄重逢，而且多日相处，得以深入交谈、采访。武汉的日子成为两位好友难忘的日子。宋庆龄晚年对此记忆犹新，她说：“早在1927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是年6月，斯特朗乘火车北上，宋庆龄送她瑞士的巧克力等礼物，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设宴欢送。
接着，斯特朗又深入到湖南农村，目睹毛泽东点燃的农民运动的烈火。不久，她把两次中国之行的见闻，写下了第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率先把中国革命的消息传播给世界。不久中国大革命失败。1927年宋庆龄离开武汉，8月经上海走出国门去莫斯科。宋庆龄与斯特朗重逢在异国他乡。当时宋庆龄正为坚持革命开展舆论斗争，反击对她的造谣攻击，当时，有人胡说宋庆龄的声明，是出自他人之手。斯特朗则助力报道宋庆龄的正义之声，她以自己所见所闻作证说：“我记得她从莫斯科电责蒋介石将军与俄国断交及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她发这封电报完全出于自动并且是自己动手的。我碰巧知道，那两个通常认为主宰她的行动的人，即鲍罗廷和陈友仁是在报纸上才读到这封电报的。”
她们都怀着哀伤参加美国年轻的女记者雷娜的葬礼。斯特朗在致悼词时说：“我们美国人为仍然能够给世界战斗前沿阵地上奉献先锋战士而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曾经为俄国革命奉献过约翰.里德，现在又为中国革命奉献了雷娜.普若姆。”
10年后的1937年，在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时，她第三次踏进中国。经香港到达武汉见到心仪已久的斯诺、史沫特莱。这年末，她到山西南部的八路军总部采访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将领，她看到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1938年初，她回到武汉时拜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而后回美国，根据这次访问中国收集的材料，不久撰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报道了八路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1940年12月，她从苏联经新疆开始第四次访问中国，在重庆采访了周恩来和蒋介石，了解国共的合作与斗争及其抗战政策。周恩来向她透露了国共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情况，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在最后采访周恩来时，周恩来交给她一篇文章及有关背景材料。她回美国不久，1941年1月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她立即写出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制造事变真相的报道，发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后来在《美亚》杂志上详细报道了皖南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十分关注中国的未来发展，打算第五次访问中国时到解放区看看。1946年夏天，她终于争取到乘美国海军航空运输队的飞机前往中国。此时中国抗战胜利了，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正积极准备全面内战。不久，她在军调处执行部的支持下，乘运输机飞抵延安。她受到朱德的热情接待，她表示希望到华北、东北解放区采访。“走访你们治理下的所有地区，向外界报道你们所获得的成功！”朱德答应提供方便，希望她先在延安看看。
在延安期间，斯特朗在8月6日对毛泽东进行一次重要的采访。这次采访以毛泽东首次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而永载史册。在采访时，毛泽东首先向她询问美国的情况。当谈到美帝国主义想称霸世界时，她提到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思忖一下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他还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为毛泽东这精辟的论断、形象生动的比喻所折服。采访结束时，她激动地说：“我认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谈话，我会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传回美国发表。”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经陆定一同志校阅后，通过她的对外报道，迅速传播向全世界。
1947年初，斯特朗还在陕北采访，但国民党军队已经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她要求留下随军转移，但考虑到她的安全，耐心劝慰她去上海。在惜别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又接见她，希望她把在解放区看到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并欢迎她在中国革命胜利后重返中国。是年5月她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写了一本书《中国的黎明》。此书首次在印度出版发行。第二年她又补充材料写成《中国人征服了中国》，热情地介绍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她在上海还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在美国《美亚》刊物上发表，这是在外国刊物上第一篇介绍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49年初，她想经苏联回美国，但被冤枉为间谍而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她回到美国后，仍生活在冤屈的阴影下，而且无法摆脱麦卡锡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苏联方面才撤销对她的指控，并欢迎她重返苏联，但是她始终向往新中国。又经过几年的努力，直至1958年美国当局才同意给她发护照。这年9月她终于第六次踏上魂牵梦绕的中国。令她无比兴奋的是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她决定在北京安家落户，而且常到各地参观，继续采写文章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从1962年开始，她在北京主办《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出版，陆续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进程，此外还动手撰写三卷本自传，各卷的题目是《我改变世事》、《漫游到革命》、《我在中国的发现》。她不顾高龄踏访雪域高原，撰写了《西藏见闻》和《西藏农奴站起来了》等书，热情赞扬了翻身农奴的生活变化和西藏农业的进步。直至她80寿辰时，还出版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书，记录着中国的最新变化。
1970年春，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将她最喜欢的鲜花送到她的病床边，致以深切的慰问。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在北京走完生命的终点，享年85岁。其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由郭沫若题写墓碑：“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之友。”随后，这年4月10日宋庆龄又给中《中国建设》杂志写信，建议刋发郭沫若纪念斯特朗文章，并认为：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会使读者正确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和中国的远景。
1980年3月29日下午宋庆龄出席斯特朗逝世10周年纪念会。1981年2月宋庆龄又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写了序言，认为 “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珍贵的记录。不幸她先我们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鉴于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长期致力于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与怀念，中国专门成立了三S研究会，以他们三人的姓氏的英文字母开头，其宗旨是：“研究三S生平及其著述，介绍三S事迹，发扬光大三S精神，促进中外新闻界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生平简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出生于美国。1921年到苏联，1930年创办《莫斯科新闻》英文报；1925年到北京，香港、广州；1927年重访中国上海；1937年第三次重访中国，见到斯诺；1938年访朱德；1940年第四次访中国，在重庆访周恩来；1946年访延安毛泽东；1947年完成访延安的著作《中国的黎明》；1958年第6次访华，定居北京；1958年访西藏，1960年出版《西藏农奴站起来了》；1962年开始出版《北京通讯》。1970年3月29日于北京逝世，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