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美军服役，先在部队报纸《战争中人》 (Man O’War)当编辑，后来升任军官。我在军队无线电台（Armed Forces Radio Service)设在好莱坞的总部担任节目作者、制作人与主任。我创办并主编的《军队无线电台回放》月刊，使总部同世界各地六百多个电台保持联系。我得到了上尉的军衔。

1945年8月，我被选为军队无线电台的三个成员之一，前往重庆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军队网络（中国部分)”，它最后包括十四家电台。我是这个网络的副主任，同时担任上海主要电台(XMHA)的指挥官。我是日本投降之后最先进入上海的美国军官之一。我亲自“解放”了那家XMHA电台。我挑了一批工作人员，并且播出了对外的节目。

由于宋庆龄邀请帮助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我于1946年4月在中国从美国军队复员，暂时加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公关部当了记者。与此同时，孙夫人同在纽约的美国援华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做好了安排。我于1946年7月1日向孙夫人当面报到。有关业务的第一个指示，是任命我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

会见宋庆龄

我刚到重庆便在宋庆龄的家里见到了她。在场的是我们六个年轻的美国军官，都是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我们并非同路而去，而是纯属偶然，抵达却在同一时刻，并且都是被派往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人。我们很快发现，对于战争与战后，以及形势同中国及其未来的关系，大家有着好多共同的看法。

我们对中国与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历史与目前军力部署的情况，实在一无所知，于是便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小组。我们请了许多“老中国通”到小组来，向我们这些新手传播他们在华生活与工作的经验。我们有好多的问题，因此有人提议组织一次同宋庆龄的会见。我们觉得，这是得到一些见识和有机会在“中国的良心”(译者注：西方对宋庆龄的美誉)面前学点东西的最好机会。

几天以后我们收到了一封宋庆龄手写的短柬，请我们去她家里吃饭。受邀的是我们的学习小组和几位美国记者，人数正够展开热烈的讨论。我们谈到了许多政治的与哲学的话题，着重集中在中国及中国人怎样看世界，也谈到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比较。夫人爽快地说到，由于两国历史存在明显的差别，人们的个性特征也不相同——美国人较少“拘谨”，表达思想感情比较随便；而中国人发表意见比较小心谨慎。美国人不隐藏观点，因而易受责难。她感到，中国人因而更多戒备，使外国人格外不易弄懂他们的真实想法。据我记忆，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得人人感到满意，不过大家都高兴有过这样无拘无束的谈话。

参与工作

大概是在我们交谈意见的时候，夫人回答我们的问题和我们对于重庆和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关注。我们都赞同,说这种现象对于人民大众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也赞同，必须进行重大的变革以改变这种情况。同时，夫人指出，为使人民少受一点苦难，有许多的事情可做。这是我们当中一些人初次意识到保卫中国同盟及其致力募款捐物开展救济与福利活动的成绩。夫人鼓励我们多多了解与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我还在美军服役的时候，便已开始用一些业余时间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同时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帮助基金会做宣传工作。当时该会正在推动一部名叫《孟姜女》的舞台作品。它是中国题材，由中国人演出，伴奏是西方的交响音乐，夫人对这一尝试很感兴趣，予以关怀。有一次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开会讨论《孟姜女》。有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执行委员会，是夫人担任主席的领导班子。夫人向大家报告了我正在做的工作，并且提名我任执行委员。经过讨论，我表示了同意，于是就当选了。我记得，这是1946年12月的事。

担任领导

自我第一天向夫人报告工作，我就感到这是使我入迷的事情。毕竟自1938年以来，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已经积累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记录。这个组织的基本方针及其发展方向已经确定，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提高工作的水平。我曾几次同夫人就有关我们工作的这一想法进行讨论，最后一致同意：领导人员要逐渐“专业化”；职工队伍要根据财力有所增加；中国福利基金会既要在国统区，也要在解放区，扩大自己的影响。

就是在这个决定作出之后，许多新人参加了工作。其中有：

西尔维亚•坎贝尔•鲍威尔(秘书）；顾锦心（儿童工作）；陈维博 (儿童福利站）；任德耀(儿童剧团）以及张宗安、鲁平、邹尚录，等等。

还有好多的人，无法一一列举。他们都加人了这个小小的员工集体。其中包括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福利基金会最早的成员廖梦醒及王安娜。

与此同时，中国福利基金会把同社会各团体、各界人士进行合作，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不仅接受资金与物资以开展各项活动，并且分发这些资金与物资。我们跟不同见解的人士保持广泛的接触。例如，我们认为佛教协会的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好朋友，跟他一同创立与举办了好多个项目。我们特别跟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关系密切。该会系由夫人的老朋友董必武先生与伍云甫先生担任主席与秘书。在上海，由夫人直接领导、廖梦醒与西尔维亚•鲍威尔相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妇女组建了一个大型的儿童福利委员会，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劳动妇女及儿童当中开展工作。我们建立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开展群众性的识字班、保健室、营养站，并且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儿童剧团。

上海的解放

记忆中，夫人不曾对上海临近解放一事发过任何特别的指示。我想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全部目的，就是支援解放战争。我们想方设法要为建设新的中国做点事情。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一大批都有自己的关系，并且由于临近解放而离会，后在各级新的政府与人民团体中担任干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方针，有如它的主席常说的那样，就是承认这种形势并且鼓励员工为新的政府竭尽所能，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福利基金会及其主席采取积极步骤，推荐了一批员工到各个团体,因而调走了一批人。

此外，在解放的最后阶段，中国福利基金会同赵朴初等人合力组建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负责协调全市所有从事救济工作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是这个所建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其主要人员也是从我会福利站调去的。

不做这种安排的是儿童剧团。人们认为，年幼的团员们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暴露，因而他们会有一些危险性。夫人确曾同意，要采取某些措施去保护这些年轻人，剧团也因此被划分为二。他们实行游击队的生活与工作模式，不断地搬家,演出场所每过几天就换一处。他们的观众，是在中、小学校与大学里。我模模糊糊记得，夫人知道采取了这种策略，但我不记得这是出自她的主意。

解放以后

这段时期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大问题是，不知道我们的活动与工作到解放后会碰到什么情况。对此夫人心中并不清楚。事实上她曾多次建议，说它是可以不必存在的了。由于情况将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否要继续办下去，她是存有疑问的。留下的工作人员，想法也不相同。由于夫人启程前往北京，所有这些该处理的问题都推迟了。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感到了一些压力。解决问题必须想些办法来发工资和作出决定——是否还继续工作下去。

她决定派我去北京，向周恩来提出这些问题。他的答复非常明确: 中国福利基金会要继续存在。他是要使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夫人一到北京，所有的问题就都会得到解决。想一切办法把工作继续做下去。这些就是我带回上海的答复。重组的工作就是在这基础上进行的。

若干变化

1949年初，显然人民解放军就要进人上海了。许多人为了尽快离开中国而作了安排，有些是当地的巨富。由于房地产市场突然垮台，市内有些豪华巨宅也空置起来。“大理石大厦”的主人还将房子奉献了出来。他们经过对我们谨慎周到的了解，并且确认房子将在孙夫人领导之下用于儿童事业之后，他们便签字移交给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2期。译者凌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