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是我的生日，我们去了珠市口的丰泽园晚餐。饭店人很客气，见到来了“外宾”，就请我们上二楼，引我们进了一间包间。我们要了一瓶香槟酒来庆祝我的生日。可能是房间里太暖和了吧，而且服务员也不太有开香槟酒的经验，啪的一下，半瓶酒都泼洒在墙上了。我们都乐了，说是个好兆头，可以圆梦，出国申请得到批准了。

12月25日，我母亲给宋伯母写了一封信，恭贺圣诞新年。我也亲手做了一个1973年挂历给宋伯母。知道宋伯母喜欢喝茶，我就亲手给她做了一个很别致的英国人常用的茶壶保暖套，以寄思念之情。暖壶套上面是一个漂亮的梳着辫子的娃娃头，穿着大红色绸子上衣，下面我缝上了一个粉红色织锦缎长裙，里面有棉花夹层保暖用。

信中我母亲告诉宋伯母她现在在北京。由于以往一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我们的申请之事踢到了区公安局，说是应该由区里负责，跟他们无关。而区里又说，他们对此没有权力，也没有看到宋副主席秘书的信函，不知道。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来北京找国务院或者外交部。母亲非常希望能够再见到宋伯母。

我顶着寒风将信、暖壶套和挂历送到后海北沿46号宋伯母的家中。宋伯母的寓所外没有门牌号，也没有警卫。我刚一按门铃，门就开了。我跟警卫员解释，那是送给宋庆龄副主席的信函。警卫员没说什么，收下了。

我们就在北京等消息。12月28日，宋伯母的秘书给我母亲来信，写道：您给孙中山夫人的信已经收到。她感谢您的日历和美好的祝愿。

宋伯母病了，正在上海治病，每天要接受两个半小时的药品静脉注射。

这时，适逢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张万申从巴黎回到上海。圣诞节那天晚上，万申来我家看望我父亲。慈祥的方妈（万申全家1961年离开上海回波兰母亲家乡时，他家的保姆方妈就到住在我家三楼的我十一叔叔家来照顾小孩。她非常宝贝万申）在厨房炒菜时，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戴着鸭舌帽、大口罩，悄悄地上楼找到我们。原来他是宋伯母的秘书杜述周，给我家带来了一盒蛋白柠檬大蛋糕，说是宋伯母送给我们过节享用的。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这样的蛋糕。大家都非常感动。在这最艰难的日子，宋伯母还特地请人给我家送蛋糕过圣诞节。在打倒一切、打倒宗教的“文革”的黑夜中，她还想到母亲是基督教徒，圣诞节是如何重要，惦记着老朋友，以蛋糕表示深厚情意。当时不用说圣诞节不能提，就连吃蛋糕也会被作为“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受严厉批判的。

得知万申回到上海，我马上赶回上海跟他见面。这是“文革”中万申第二次来到我家。第一次是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已经开始抄家武斗，我家尚未遭到抄家之前。这些年来变化太大了，我们感慨万分。

由于我们寄往国外的信件都是遭拆阅的，母亲不能写明想回英国看望姐妹，我就请万申替我们带口信给我们在英国的姨妈，请她们找英国外交部出面，让我母亲可以回英国团聚。

1973年，我们得到宋伯母的邀请，去她上海淮海中路府上用茶点。那是3月18日，风和日丽。我和母亲穿戴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在江苏路自家弄堂斜对面坐上44路公共汽车，到华山路淮海路下车，过马路到达淮海中路1843号。我们一到，门就打开了，警卫员请我们进去。我们内心非常激动，静静地慢步走向房子正门。

一进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高高挂在大堂正中墙上的我亲手制作送给宋伯母的挂历。这是我用硬纸板糊上金色绸底，下面左边贴了一个放炮仗的年画式的男娃，右边一个笑嘻嘻捂着耳朵看放炮仗的女娃，中间一个大红爆竹，丝丝烟火往上，烟雾团中爆出“新年快乐”这些字。这个“手工艺品”下面挂着一个日历。我顿时很感动，也很高兴。没想到宋伯母那么喜欢我做的挂历，还把它放在家里那么重要的位置。

工作人员把我们引进会客厅。宋伯母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们，亲切地拥抱我和母亲。我们都非常激动。她是那么的美丽慈祥。我给宋伯母赠送了一条我亲手做的真丝双绉白围巾，上面用彩色丝绸贴绣了一个跳芭蕾舞的小姑娘，是我二姐在《白毛女》芭蕾舞剧中出演的形象：左脚立在脚尖上，右腿前屈举着，两手一上一下，头上两个小鬏鬏，斜着头笑嘻嘻的，很活泼可爱。宋伯母非常高兴地表示谢意。她跟我们说英语，关心地问到我父亲、姐弟。她请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精致的西式糕点、英国式的奶茶。问到我们申请出国的进展时，我如实告诉她：“公安局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她很平静地“噢”了一声，没说什么。

她也问起戴爱莲的近况。我说，我去北京郊区朱辛庄五七干校看我大姐时，碰到了她。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那儿养猪。宋伯母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久久未语。对于当时的情况，对于一些老朋友的不幸遭遇，宋伯母心里非常沉痛。此后不久，戴爱莲被“解放”了。我在宋伯母主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看到有关戴爱莲的介绍文章。她是最早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我想这或许跟宋伯母的直接关怀有关。

宋伯母给我准备了一盒礼物，用嫩绿绉纸精心地包装好，系上粉色丝带。回家打开看，是一盒美国的杏仁巧克力夹心糖果，粉红色的圆铁盒上面写着：“ALMOND ROCA，AMERICA’S FINEST CONFECTION”（“乐家巧克力杏仁糖，美国最好的糖”），是布朗·哈雷（BROWN HALLEY）牌的。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那时中国完全与世隔绝，根本没有“美帝国主义”的食品。这盒糖果的盒盖有点给压扁了，一定是经过许多周折，有人送给宋伯母，她自己舍不得吃，又送给我们享用的。我一直都把盒子保留着，从上海带到香港，再带到巴黎，最后带回上海，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代为保管。

快谈移晷，我们依依不舍地与宋伯母告别。她送我们到门口，久久拥抱。我们的微笑中都含着泪水……

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宋伯母。我真后悔当时没带照相机。当然那时候大家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生怕越轨。在那种非常时期去见国家领导人，不敢私自照相。

回家后，母亲跟我说：孙夫人是非常讲义气的人，朋友的忙她一定会帮的。她说出的话是一定会做到的。她虽然没露声色，但她一定会帮到底，一定会让上海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理好出国护照。

果然不错，过了几个月，公安局就通知我们去领取护照。

*节选自【法】高醇芳:《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