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孙夫人和医药救援


2013-02-01 14:27:12     作者: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    字号: T|T    来源: 东方出版中心《回忆宋庆龄》

此后不久,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希尔达的得意之作);一个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计划(首先是埃德加和佩格•斯诺提出设想,英国大使推荐给中国国民政府,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担任第一任执行书记)在越来越多的外来支持下得以顺利发展;最后,一个以向游击区提供医疗和社会救援为宗旨的新的基金会在香港成立,由一位在国际上受到罕有的尊敬和同情的人担任主席——共和国缔造者的遗孀孙逸仙夫人。

孙夫人通常住在上海,这是她那个受美国教育的能干的宋氏家族的基地,这家人的三个女儿以不同的方式嫁给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权力结构。这种婚姻关系很起了一些作用。大女儿蔼龄是她那个绵软乏力的丈夫、差不多变成了永不去职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背后的一个重大的势力。小女儿美龄,作为蒋委员长的夫人,充当了革新的新生活运动领导人,中国空军的名誉领袖,此时正以“中国第一夫人”的姿态步人抛头露面最频繁的时期。相形之下,宋庆龄尽管早年作为孙逸仙夫人而显赫于世,却甘愿置身于国民党权力圈子之外。她是救国运动的赞助者和精神领袖,这使得她成为南京政府的国内政策的公开反对者。在上海,在救国会的领袖们于1936年被捕之后,她的生命处于蓝衣社恶棍和亲日派走狗的现实威胁之下。有一段时间,她在英国港督的保护下,旅居香港,在太平山顶半山腰上一所公寓里过着安静的生活。

我最初认识孙夫人是在她四十刚出头的时候。她身材优雅,衣着朴素,整洁的直发从宽宽的前额上梳向后面,动人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难以想象的明亮的眼睛。后来她在担任国家名誉主席时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多岁。她作为一位庄严的老一辈政治家而名垂史册,要重新来 回顾她在中国抗战初年的吸引力和传奇般的魅力,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她那抱负不凡的妹妹成为第一夫人之前二十年,她就曾经是更有希望、更富于理想的中国的第一夫人,她追求着她丈夫不顾叛乱、阴谋和反革命行动而不倦地求其实现的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她与孙中山共赴危难,有一次,在饱受战争创伤的广州,她冒着炮火,经历了恐怖的艰险,终于撤了出来,但却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我的老朋友廖承志——这个曾在延安负责通讯和新华社工作、体胖的年轻人——以八路军联络员的身份来香港,他邀请了一些外国友人出席在一位华人银行家的寓所中举行的秘密会议,我们知道会有重大事情传达,都出席了会议。当晚上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廖“肥仔”向 大家宣布,他是代表孙夫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她随时可以出任可能成立的任何援华委员会主席;她的兄弟宋子文将担任会长。保卫中国同盟就这样成立了,一个向游击区——华北和新四军目前进行抗战的安徽——输送金钱和物资的国际委员会。

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保卫中国同盟成了孙夫人和她的助手们——所有那些信任她胜过信任孔博士和蒋介石的中外友人——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爱国活动。1941年,在她返回中国大陆以后,保卫中国同盟以中国福利基金会这个含义更广的名称继续开展她在社会救济和教育方面的工作。首先,保卫中国同盟努力实施的是我们与周恩来在汉口商定的一项计划: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五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这项计划的拟定是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我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的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的。不久我了解到,孙夫人对于由我前往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推动这个计划作了安排。

以各个中国委员会进行活动的那种神秘方式,我们在大学附近的西摩道21号找到了一个妥当的办公处。我们在第一层有了几间凉爽、 宽敞的房间。一个名叫阿彪的极其能干的办公室年轻帮工每天定时从他住在地下室的家中给我们送来茶水和点心。如果我们突然想吃一顿中国餐,好些盛在带有盖子的碗里的菜肴就会从市里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用三轮车送来。不知怎的,这个办公室就像孙夫人以前住过的所有房间一样,只有打过蜡的地板、几块地毯和几幅别致的字画,反映了她本人那修女般的朴素作风。

保卫中国同盟最早的委员会是值得纪念的:他们有一张以西摩道为背景俯瞰港口的合影。中间是主席孙夫人,两旁是她的两个秘书,“肥仔”的妹妹廖梦醒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赤色的希尔达”以她的组织经验和医务总监夫人的身份而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位来自天津的身材矮小精明能干的犹太人,曾经是埃德加•斯诺的助手,当时已经是一个极其髙明的新闻工作者,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我也参加了他的这项工作。我们一同起草报告和新闻公报。除了秘书之外,我们还有两个财务:受教于剑桥、相貌酷似宋子文(事实上也是他的表兄弟)的M. C.谭(编者注:应译为邓文钊)和一个和气的英国人,从照片上看,同鲁克里•努克像是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他就是诺曼•法朗士,香港大学高级历史讲师。或许,他在香港这殖民地的根子比我们任何人都深;他的叔叔多年来一直是维多利亚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诺曼本人是一个有正统风格、文化素养很高的和蔼可亲的学者。他住在一幢老式的葡萄牙风格的屋子里,喂养着山羊和蜜蜂。他能说广东话和国语,这在香港的欧洲人当中是极其难得的。廖“肥仔”,我们与前线的军队之间的联络员,在照片中看上去,与其说他是中国红军的上校,不如说像是一个生意兴隆的企业家。

我们知道,保卫中国同盟真正是干些什么,规模有多大,要等到我们有了把握知道我们能够从国外得到多大的支持之后,才会宣布孙夫人说的,“我们只要求外国政府一件事,那就是,不帮助我们的敌人”。 她要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作一次巡回演讲,抗议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和废铁,然后去英国与左翼图书俱乐部和援华委员会建立联系。另一项比较具体的高层次任务是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举行秘密晤谈,看看是否有可能把我们的医药供应品经铁路线穿过俄国,然后用汽车运往兰州、西安和华北八路军地区。

*节选自[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何大基、宋庶民、龙治芳译:《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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