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邀请住在能俯瞰沿江大道的中央银行大楼顶层。大楼入口处有两位身着整洁军装的国民党小卫兵站岗，他们的臂章上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记，他们护卫着宋庆龄以及银行财产。在顶层楼梯口，面对我们的住房，还站着另外一个不持枪的士兵。我一到，他总要敬礼，不是因为我是要人，而是因为他觉得凡是拜访宋庆龄的都可能是要人。大楼周围是宽敞的花园，以前华俄道胜银行的主管人在这里打网球，而现在宋庆龄则用来开游园会，为国民革命军伤员募集红十字会捐款。

作为国民党政府银行的这家银行境况不佳。多年来，随着军事活动的来回推移，汉口和它繁荣的物资供应地区被分割开来，忽而与北方，忽而与南方，忽而则与长江上游西部省份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本已困窘，一场财政上的灾难又火上加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央银行在广州的白银储备被夺走。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月积聚。汉口银币短缺，当地商人囤积银元，外国银行又往上海转移银元，革命政府处境艰难。每天早上，我在窗口都能看见几百名苦力在银行前排队，等着搬运大量的铜钱。这些钱是支付工资所必需的。一个苦力一次只让搬价值五十美元的铜钱，但仅仅这点就是沉甸甸的一大袋。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认识的人中最温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猛烈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她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富有家庭，在美国上的大学。 她很敏感，以致一点失礼也会使她难受。然而革命需要她。她献身于革命，不仅因为她相信革命，也因为亿万百姓很崇拜她这个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她笑着向我讲述她怎样撕毁父母为她订的婚约，私奔日本与孙中山结合。这件事使上海的上层为之震惊，“因为我这样家庭的女孩子还没有抗过婚的呢。”她与比她大得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孙中山同甘共苦，跟随他在斗争中到处漂泊。现在她年轻孀居，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朋友们枉费心机地劝她抛弃武汉政府，甚至为她备好了一艘出逃用的日本船，因为他们认为她现在身不由己才留在国内。当她明确指出是她自愿留下时，各种阴险的诋毁、诽镑便都朝她袭来，不仅败坏她个人的声誉，也同样败坏已故孙中山的名声。她一直很信赖她最亲近的弟弟宋子文，把他当作自己的革命顾问，可他也来到汉口想和她商量一个妥协的办法，并哀求她抛弃武汉政府。

她虽然孤立无援，就连家中最亲近的人也反对她,但她从未动摇过，始终献身于孙先生向往的革命事业。她始终不渝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只要武汉政府立场不变，她就决心不抛弃它。但当武汉胆小的自由派转向军事反动时，她拒绝以孙中山的名义来掩饰这一背叛。她离开汉口并发表声明，极为严厉地加以谴责，使得武汉政府在其所控制的地区禁止传播这项声明。就这样，为了共产党和工农的利益，她终于与身为其成员的党决裂了。她这个外表与性格似乎很温和的人却表明比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何一个委员更坚决、更顽强。

我还记得她为国民党红十字会筹款而办的游园会。在大革命后的汉口，这是第一次举行有外国政府代表参加的社会活动。她敏锐地意识到了潜在的社会阻力。她告诉我:“许多人，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话，他们彼此甚至并非朋友——德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忽然互相拜访并结成了一伙。”这是对汉口社交界的极为透彻的描绘——一小群互相倾轧的外国人因都对中国政府不信任而结合在一起了。花园外的江面上停泊着二十多艘炮艇，准备着一接通知便炮轰这个城市。花园里，这些炮艇所属国家的代表们为了给那些他们作为主要敌人对待的伤员募捐，正在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一起吃冰淇淋、喝汽水。孙夫人则斡旋其间。她意识到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她靠性格的魅力，甚至从敌人那里寻找帮助，并把不可避免的冲突尽力拖延开去，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争取喘息的时间。

*节选自[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王鹿鹿等译，张卫族、谢亮生校：《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版。篇名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