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当时宋庆龄病危，马海德大夫刚参加完抢救。我去后海湖畔一座宁静的院子里拜访他。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宋庆龄的病重与日夜抢救的疲劳，使马老的脸色变得悲伤忧虑，但是当我们谈及他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时，他立即激动起来：“她真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他的谈话，把我们带到那难忘的战斗岁月。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钢铁工人的家庭。1933年乔治在日内瓦医科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为了考察东方的热带病来到上海。
不久这位年轻的大夫就认识了几位进步的外国朋友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尤其第二年1934年11月，在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家中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秘密聚会上，乔治第一次有幸认识了“一位雍容高贵、美丽文静而又朴实无华的女士。”她就是孙夫人宋庆龄。他回忆到：“从此，这位20世纪的伟人走入了我的生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乔治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与路易·艾黎一起深入20家镀铬厂进行调查，写成论文，揭露了剥削的丑恶和童工的悲惨遭遇。这些都使乔治开始认识到，仅靠医学不能根本改变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
在上海，这位诚实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宋庆龄可以信赖的好友。根据宋庆龄的吩咐，乔治的私人诊所经常借用作为进步人士秘密接头和开会的地点。他时常接到宋庆龄的通知：“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五点你不要去诊所。”以便于她的一些神秘朋友到那里办事。宋庆龄有时还通过马海德去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以支援苏区。有一次宋庆龄还叫他去南京国民党狱中，探望外藉革命人士牛兰夫妇。他凭宋庆龄的介绍信，可以医生身份和他们谈话。“我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们以鼓舞其斗志，并把有关他们的儿子的情况告诉他们，当时这孩子由宋庆龄照管。”马老说：“总之，我总是尽力完成宋庆龄交给我的任何工作。”
不久，发生了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
1935年夏末的一天，闷热的江面弥漫着薄雾，就像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有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悄然驶到码头。一位穿着时髦西服的外国年轻医生先下了车，机敏地环视一下周围，随即打开车门，请后座的两位一样西装革履的中国客人下车，陪他们快步走下码头，登上一艘外轮。
这位外国大夫就是乔治，今天他受孙夫人的委托，护送两位神秘的中国朋友，登上去海参崴（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苏联货船。他办完这件事回到诊所，即刻给孙夫人打电话说：“我的客人已安全离开上海回家了。”宋庆龄高兴地表示感谢，并说：“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后来宋庆龄才告诉他送走的两位客人都是重要的共产党人。他回忆说：“当时，我因为能为共产党办点事情而高兴；也因为我能取得宋庆龄同志的信任而骄傲。”
由于保密的原因，年轻医生当时并不知道送走的这两位重要朋友是谁。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揭开此事的历史谜底。原来他们是陈云和陈潭秋。
1935年中央工农红军转战到达四川天全。长征开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为此中央特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离开长征队伍，秘赴上海，再转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并汇报长征情况，尤其非常重要的遵义会议情况。但当时上海地下党已受破坏，一片白色恐怖。陈云只好设法向孙中山夫人求助。而宋庆龄则把这重任委托给她可信赖的乔治医生。
陈云平安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后，有人将长征材料加以整理，冠以《英勇西征》之题，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随后，陈云又整理亲历长征的材料，署名“廉臣”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3月先在巴黎中共办的《全民月刊》和《救国时报》上刊发。据说，这是最早对外传播中国长征的文章。
“由于宋庆龄的影响，从而使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救中国。”为此，乔治提出要求去苏区参加红军，但宋庆龄告诉他红军现在已经离开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只能耐心等候机会。
1936年是中国时局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此时宋庆龄也正为了抗日救亡，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宋庆龄通过地下党派人去陕北瓦窑堡送信，并取回党中央复信。此时美国记者斯诺也请求宋庆龄协助安排去陕北采访。
1936年春末的一天晚上，宋庆龄约请乔治到她寓所去。她非常高兴地对这位美国年轻人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他们正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美国记者斯诺一块儿去吧!”乔治对此兴奋不已。临走时，宋庆龄还交待了如何走，并为他准备了接头信片。
同年6月初，当他乘火车北上，在郑州转车时与记者斯诺相会，结伴而行。他们到西安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闯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秘密地进入陕北红区。
这两位美国青年到达保安，受到党中央负责人的热烈欢迎。斯诺到陕北采访的重大成果是写出了世界闻名的《西行漫记》。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在书中没有写明宋庆龄与乔治的有关史实。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斯诺采访结束，将与乔治惜别时，斯诺把自己一件黄色鹿皮夹克留给好友作为纪念。
而乔治的陕北之行，使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穿上普通的战士服装，改成中国人的名字——马海德，全心全意为陕北军民服务。他成了军委卫生部顾问兼中央首长保健大夫。他1937年2月加入共产党，1940年与周苏菲结婚，完全成为中国革命队伍的一员，成为陕北有名的洋红军、洋大夫。他曾回忆说：“我非常感谢宋庆龄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是她老人家把我送到陕北，使我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变成为一名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延安与上海遥隔千山万水，但是马海德在延安期间，仍然设法与宋庆龄保持联系。他牢记着在临别时，宋庆龄郑重地聘请他作为她驻延安的代表(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又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表)，要求他尽可能详细地使她及时了解西北的医药卫生情况，以便她为根据地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援助。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经常将自己的工作情况、当地急需的药品、物资情况写成报告，通过周恩来设法转给宋庆龄。根据这些材料，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进行对外宣传介绍，争取国际援助。如1939年冬天，突然来临的寒潮使大批红军伤员严重冻伤，马海德及时向宋庆龄写信紧急求援。宋庆龄得悉后立即设法运来了2500条澳大利亚毛毯，解救了受到严寒威胁的伤病员，并通过保盟《新闻通讯》积极呼吁，为各个国际和平医院的伤病员能在下一个冬天避免受冻，成功地发动了“损献20000条毛毯运动”。
宋庆龄还去信要求马海德能与一些进步的外国朋友联系，争取得到必要的医药援助。对于宋庆龄的这些要求，马海德都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完成。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下，国际和平医院从1938年的第一所发展到拥有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及许多为军民服务的医院网。
1944年8月25日，宋庆龄去信称赞马海德的工作，还赠给一张她的10英寸半身像片。正面有她的亲笔签名，背面写有这样一句话：“感谢你对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努力和献身精神。”
抗战胜利后，1946年，阔别10年之后，马海德终于到上海又见到他最敬重的宋庆龄。他作为解放区救济总会的代表到上海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谈判，争取救济物资。他向宋庆龄汇报了工作，聆听她的教诲，商讨了今后的工作。在解放战争中，马海德仍积极通过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争取国外的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籍，成为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人。他受中央委托协助组建卫生部并担任顾问。从此，他又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为在中国消灭历史遗留下来的性病和麻风病作不懈的斗争。
这期间他仍然与宋庆龄保持着珍贵的革命情谊。他们都住在后海湖畔附近，是好邻居，更是亲密的好友。
马海德几乎每次从外地返京后都去看望宋庆龄，把自己的医疗工作情况与见闻向她作介绍。她总是非常高兴地接待他，并予以鼓励。有一次宋庆龄对他说：“我是很关心你的，我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你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评你的。”
平时，宋庆龄也一直关心马海德的家庭，有时还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并按期把《儿童时代》杂志寄给马海德的孙子、外孙。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是摄影记者，成了宋庆龄很信赖的摄影师，为她拍下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一次小周出差摔伤，宋庆龄非常关心，并打电话慰问。
宋庆龄逝世时，马海德激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宋庆龄同志近50年来的培养和教育，我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我的一点微薄力量。”
马大夫于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部分骨灰撒在延河里和美国的故里。当年在延安见证这位洋红军经历的黄华，在缅怀这位老战友时有这样的评价：“马海德用自己的一生在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一位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
2005年4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为国际知名老记者爱泼斯坦贺寿时，巧遇马海德儿子周幼马，握着他的手说：“马海德和很多国际人友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第二天，周幼马激动地对我说起那难忘的时刻。虽没公开见报，但有记者拍摄为证，这再次表达了中国领导和中国人民铭记着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特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