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她把毕生奉献给拯救和发展祖国的伟大事业——为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祖国繁荣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幸福，她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在宋庆龄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两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重大抉择，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宋庆龄的道路，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探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同时，也体现了宋庆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

在辛亥革命的尾声中选择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1913年夏，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她原本打算回国度假后，继续在美国深造，将来作为一名医生为国人服务。但祖国在召唤她。她对辛亥革命后的祖国充满憧憬：想象着“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已经完成了“在暴君统治下不可能完成的种种改革”；而且“还进行着其他无数的改革”。[1]然而，曾几何时，在宋庆龄为辛亥革命欢呼的时候，革命果实却落入了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的手里，共和国还在摇篮中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扼杀，革命领袖孙中山和他的许多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母，再次作为流亡者而走避国外。宋庆龄回国旅途的欢欣，很快就蒙上了革命失败的阴影：流亡的父母通知她赶赴日本与他们相会。辛亥革命以“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划上了悲剧的句号，孙中山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新积聚力量，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宋庆龄因为探望双亲而得以会见自己崇敬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始则在父亲的引导下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件信函；继而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不久，即以“委身于革命”的纯真和虔诚，成为孙中山的战友、助手和伴侣。

宋庆龄是在旧民主主义的尾声中走进革命队伍的，是在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的。促使宋庆龄在革命低潮走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的，是她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挚的民族责任感以及对广大苦难民众的无限同情。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时候，她就自觉地把自己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忘记了祖国，“人生就失去其意义”。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她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以后，使她深信西方的民主主义和共和制度，是使祖国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人民摆脱“残酷的压榨”与“奴役”从而获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力的途径，因之她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并毫不犹豫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她追随孙中山，是因为“想为拯救中国出力”，在她心目中“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想帮助他。”[2]她毅然放弃了金钱和安逸的生活，不顾亲友的反对，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合，跟随孙中山为拯救中国而奋斗，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的艰危的道路，义无反顾。

与孙中山的相遇和结合，对于宋庆龄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机缘。孙中山是宋庆龄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分析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特别是深化了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核心问题，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系列重大问题；他是宋庆龄正式踏上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路人，引导她投入捍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实践，使她在不断在失败、挫折与探求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孙中山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他“亲近人民”的真挚感情，以及他对革命的“不息的热忱”，成为宋庆龄毕生的楷模，激励着她在革命道路上不断攀登。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是中国革命奇妙的产物。因之，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更显而易见。在他们并肩战斗的艰难顿挫的十年中，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大潮中奋进不已。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濒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期，孙中山和宋庆龄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为着进行“彻底之革命”，他们自觉地进行反思和总结。

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中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她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联络与大部分会谈，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领域中的互相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的干扰，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日益强化。宋庆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着的进取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及政策的制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促使孙中山在他的晚年达到政治生涯的又一高峰——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主义必然导向革命民主主义，而革命民主主义，必然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宋庆龄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有怀抱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在土地革命严重挫折之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抉择，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她在对前阶段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明确宣布信仰科学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完成了由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她根据中国共产党总的战略部署，战斗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孙中山逝世以后，他的事业被他的“学生”和“信徒”——国民党右派所出卖，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这是宋庆龄参加革命以后所遇到的最惨痛的失败。她愤怒、痛楚，但没有丝毫气馁。她忠实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原则，继续沿着漫长的救国之路上下求索。宋庆龄在蒋介石、汪精卫携手反共——“宁汉合流”一个月后即出访苏联，先后在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旅居了四年。宋庆龄在旅欧的四年里，目睹了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及伴随产生的空前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已成为法西斯滋生的土壤。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使严酷的现实得到索解，她经常整天“沉湎于书籍之中”。

当宋庆龄1931年夏返国时，面对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和人民的苦难，加速她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飞跃，她以全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

首先，她在欧洲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对德国的侵略政策采取绥靖主义的时候，公开宣布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她提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并且“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3]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发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他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取得了领导地位”，正在“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4]宋庆龄满怀激情地讴歌苏联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专政机构……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

宋庆龄同时揭露像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虚伪实质，指出它“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形式民主”，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当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5]

宋庆龄通过这些精辟的论述，表明她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待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革命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武器。

树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信仰，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宋庆龄以她的理论与实践证明，她在30年代初期已经实现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如同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选择一样，宋庆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从信仰新三民主义发展至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因“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而濒临失败的形势下，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这次选择较之于第一次，则更为困难和艰辛，必须通过总结、自我否定和扬弃。只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才能从旧的营垒中脱胎出来，跨进新的革命行列。

宋庆龄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抉择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所带来的前一革命阶段的斗争传统以及经验、教训，成为新的革命阶段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她把前阶段的革命队伍聚集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进行整顿和改造，并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大军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她的巨大影响和感召力，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她的人格的魅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宋庆龄一生的两次重大抉择，使她完成了从爱国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至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宋庆龄走过的道路昭示我们：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首先必须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这点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