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庆龄的友谊
回到中国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旅行者了。汤姆·密勒说的对：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我希望能亲眼见到它的发生，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发生之前预先了解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报道满洲“危机”及随后的日本侵占。然而，从预先了解一些情况的角度来说，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的活动，还不如我在这同一时期里的私人交往的好处大。在这些私人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是和孙中山夫人的友谊。
我在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就在那些场合我认出了宋庆龄。《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布朗·梅洛尼女士要我写一篇宋庆龄的传略。尽管我知道她曾是孙博士“年轻的妻子”，但未料想到她竟是如此年轻貌美。她当时已有三十五六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来岁；依旧是几年前吉米·希恩描写过的那个白皙苗条的“绝代佳人”。和希恩已有，我发现“她的容貌和命运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苏夫人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
她并无令人生畏之处。她为人谦虚，不爱出风头。她需要有巨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顶住各种迫使她放弃原来的信念的压力，担负起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她并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同真诚的人交往，她显得平易近人，但是，对于伪君子，她却是针锋相对。不了解她是个多么出色的演员的人，往往会忽视她的机灵敏捷的思想，而把她的应付裕如的才能误认为幼稚。她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说一点法语和德语。那是她在乔治亚州威斯里安学院学的。
要会见宋庆龄可不容易。对她来说，会见许多陌生人是不方便的，一则，她的住所总是由国民党便衣人员和法国警察守卫和监视着，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她，因为她是圣人的遗孀，并且依然是圣人的代言人，同时又是老蒋的大姨子。其次，她深居简出也是为了避免形形色色的人无端占用她的时间。因此，她在初次同意会见我时，居然选择了公共租界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作为会面地点。我们进了午餐后，继续留下来喝茶。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已开始对她有所了解了。几天以后，我第一次到她在法租界莫利爱路那幢朴素的两层楼房住所拜访她。这幢房子连同那些极好的英文和中文藏书，大约就是孙中山先生留给她的全部财产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他经手的钱有数百万之多，但他逝世时却是个穷人。
宋庆龄所信赖的中国，也是穷人的中国。她相信，在中国，最卑微的苦力也将像其他人一样挺起胸膛来走路。她向往的是一个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中国，而不是用万里长城自我封闭的中国，不是家家以邻为壑，人人只顾谋私利的中国。她关心的不是外国人的权利，而是我们习称为四万万人民（后来共产党人发现中国的人口是六亿）的利益。在我看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这种考虑放在首要地位。
在为数不多但有影响的美国人中间，曾有过一种时髦地观念，即无论你在国外住多久，都要记住美国的利益（俗称硬利益），在任何地方都应高于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当地居民则似乎只有“软利益”。在海外工作时，你肯定会注意到每十六个人中间就有十五个不是美国人。那十五个人很可能认为他们的利益比我们的利益更为重要，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相抵触的。而这一点反过来可以使你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按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或者俄国人，或者法国人希望的那种方式发生。相反，事情总是依照历史选择的方式发生，以难以捉摸的方式调和这些敌意。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知道历史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我们称之为世界社会的调和局面（且不说和平）的，我们就必须努力了解别的民族的真正的“软利益”是什么，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怎么考虑的。
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在那些年月里，她经常介绍我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后来，我和她一起把数以千计的难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收养战争和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开办医院，协助年轻人学会用有效的新方法为古老的祖国服务。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报复。她还帮助我了解她的家族情况，了解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家族一起和蒋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我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
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很快就理解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他在世界上从最底层上升到能够与它的悠久历史与广博多样相称的行列之中。有数年的时间，宋庆龄不能公开发表意见，也不许我在国外发表文章或讲话时引用她的话。我们计划合写她的传记，我并且为此作了写笔记备用。她对我推心置腹了，我对她所处的地位和缘由也就没有疑问了。
既然她的地位已经明确，我说一点她的情况，也不至于有滥用她对我的信任之嫌了。
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
何谓基督教徒？对此众说纷纭。在中国更是这样，在太平天国的例子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汤姆·密勒常常套用卡莱尔的说法说，如果耶稣基督到上海来，人们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不会请他赴宴，他们只会请他喝杯茶，听他诉说自己的身世，然后把他送交租界警方。然而，当我按这个大意给门肯先生办的《美国信使》写稿时，当地的长老们给报社写信，坚持说上海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得力于基督教。对此，我不敢苟同。
“你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人。”有一天，我对宋庆龄说：“可是人们想知道：你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出身于一个基督徒之家，受过洗礼—而且还是个威斯里安卫理公会教徒哩。听人说，因为我不去教堂，传教士认为我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说，委员长是基督徒。”在说到“委员长”一词时，她总是略带讥讽地加强了语气。
“你认为他不是吗？”
“我听说，他每天读圣经。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吗？”
“我听说你母亲要他答应读圣经才同意那桩婚事，是吗？”
“是这样的，”宋庆龄说，“为了同美龄结婚，他得同意成为一个翻滚派教徒。他需要她帮助建立王朝。”
宋庆龄从她在佐治亚洲生活的年代就知道了天主教翻滚派，而她了解蒋介石，是因为和他共事过。蒋介石与1927年“背叛革命”，她妹妹也“背叛”了，玷污了宋姓。
她说：“他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使革命付出了远远超出它本来需要的代价，变得更为恐怖。他终究会失败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宋庆龄在俄国流亡。两年以后，她回到中国，既没有向新郎也没有向新娘表示祝贺。到那时，蒋介石已经杀害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革命者，她认为这些革命者的信念与她的亡夫的理想最为接近，因此，她把蒋介石看作杀人凶手。而宋美龄的婚姻也无异是对她个人的一记耳光。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一婚姻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可是，有人却认为姐妹俩的婚姻有相似之处。宋庆龄是激进分子，她与孙中山结婚时，认为自己是嫁给了中国的救星，宋美龄是保守分子，她与蒋介石结婚难道就不会有同样的想法吗？这两姐妹先后当了中国“第一夫人”，他们之间的竞争一直很激烈。今天，宋庆龄成了依然尊孙中山为“共和国奠基人”的北京政府的副主席，而她的妹妹却流亡台湾，他们的角色似乎是戏剧性地颠倒了一下。
孙夫人回国后，数年中姐妹俩很少见面。一直到了中日战争，他们才有了点和解，而孙夫人对宋美龄的婚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行会坏得多。”她依然厌恶蒋介石，把他看作是民族的灾星。
在这以前的30年代旗舰，当孙夫人住在上海时，她支持一切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力量，其中一度包括孙中山前期的儿子孙科。孙科曾公开谴责蒋介石“篡位”，“败坏了国民党”。他说，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所有的地方政府、省、市政府都已腐败透顶”。孙科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国民党的原则”，嘲讽蒋宣称自己为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他说他父亲“从来就不信任蒋介石”。但是孙科后来和蒋介石和解了，在他手下做了官，宋庆龄于是也同孙科决裂了。
我不知道宋庆龄那时是否是共产党员。也许，她是根据共产党的原则行事的，但又留在党外，因为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首先对他负有义务。她觉得，她留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可以体现两党之间的兄弟合作，孙中山晚年曾明确强调这种合作。在我问她，对她来说，她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时，她表达了上述的意思。她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在她提到她的丈夫时，我从未听到她用过孙博士之外的称呼。
只要有“国民党左派”（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活动，孙夫人就和孙中山的许多老同志一起，予以支持。30年底初，国民党左派在其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处死时销声匿迹了。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得意门生之一。孙夫人对邓之死深感悲痛。
不久之后，孙夫人的另一位挚友杨铨（杏佛），又在上海街头遭国民党的凶手暗杀。杨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中央研究院的成员中有胡适博士、林语堂博士和其他杰出的学者、作家和科学家。杨、胡和林都曾是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该组织由国民党老党员蔡元培领导，孙夫人任主席。其宗旨是为当时据认为被监禁在各个城市中的“五万名政治犯”争取公正的审判。林语堂发现，是杜月笙的党羽奉蒋介石之命枪杀了杨铨，借着，他本人也受到了威胁。林语堂和大多数成员退出了这个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即解体。
当时，在中国是无民权可言的。
此后，宋庆龄几乎是单独一人在抗议接连不断的暗杀、逮捕和处决的。她爱护每一位革命者，并亲自干预和营救了许多人。在她遇到的挫折中，最使她感到悲痛的是，1932年六位年轻作家遇害的时间（编者注：“左联”作家被害应在1931年，通常说的是五烈士）。他们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左联”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领导的史学家、小说家、短篇小说作者和诗人的团体。被害人之一是富有才华的女小说家冯铿。上海的外国巡捕逮捕了二十四位被指控参加“左联”的青年男女，并把他们转交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其中最知名的六位被强迫自掘坟墓。然后，他们被捆绑起来，扔进土坑活埋了，这是中古一直古老的政法反叛者的方式。
这些详情都得到了证实，虽然中文报纸不准刊登，但外国人的报纸却作了披露。然而，我们在上海的基督徒们对此却无动于衷。被害人中也许有共产党员，他们这些“赤匪”难道不也在内地杀人吗？但是，我很了解鲁迅和杨铨；林语堂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是。他们都不过是倾向西方的有自由化倾向的个人主义者—在中国，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合时宜的人。
这一惨案发生后不久，我和孙夫人谈起此事，当时我正在编辑《活的中国》一书，把几位被害的作家的小说收集了进去。孙夫人愤愤地说：“正式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
“你以为他本人知道这桩事吗？”我问她。
“他应该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他一背叛革命，就开始杀人。因此，只要他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在其中任职；因此，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徒，我就不做基督徒。”
无论他是否应该负责，当然没有哪一部圣典会规定“反革命分子”不能当基督徒。佛朗哥以及在他之前的许多暴君还不都是基督教徒吗？但是，在宋庆龄看来，没有一个“反革命”能进天国之门—即使是孙中山守门也不行。
“孙博士如果仍在世，”她说，“他也会宁可同国民党脱离关系，解散国民党，而不愿看到它被利用来作为屠杀作家和爱国者的行径开脱罪责。”
她说，多年前她放弃舒适安全的生活去日本同流亡的孙中山汇合，并不是为了这，绝不是的。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我在结识她数年之后问她。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他当时在东京流亡，我从威斯里安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不久，他捎信到上海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我父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缩在屋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在当时的中国，这对一个名门闺秀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不仅违背了孝道，也违背了基本的家教和国法。孙博士本人意识到，不明确的关系会被人曲解，就做好了结婚的一切准备。
“在我到达东京之前，”她说，“我不知道他离过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办，他担心人民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我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
在她抵达的第二天，他们就悄悄地结了婚。她刚满二十岁，而他大约已有四十八岁，后来还活了十年，第二天，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开始学习密码，不久之后就为他译各种密件了。
孙中山有意把与前妻离婚的事弄得含含糊糊，是为了免遭宋家及其他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的反对，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宋庆龄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支持孙中山。这时，他感到他的爱女被他最好的朋友偷走了。
“我父亲到了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她说，“他企图让我们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
中国的基督教徒远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对孙中山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受过英国基督徒的教育，他的思想一半是中国式的，另一半是西方基督徒式的。但是，宋庆龄从未因她是孙夫人而受到基督教徒的热情欢迎。她轻蔑地说：“他们称我为女冒险家。”也许是孙博士在传教士中的老朋友们对宋庆龄的冷落，也许是与宋家的态度有关，也许是当时清教徒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其结果都使孙中山感到愤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后来更易于把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视为同志。宋美龄也同样嫁给了一个离过婚的人，但是她的婚姻却在基督教仪式上得到了祝福，受到了参加豪华铺张的婚礼的传教士们的赞扬。孙夫人看透了往日的那些传教士朋友们，把他们看作伪君子，不与他们来往。她认为，他们态度的改变，主要是与蒋介石的反对政治有关，而不是因为真正改变了对离婚的看法。
宋庆龄和历史
孙博士、孙夫人和宋家从来没有完全和解过。1923年，孙中山和俄国人签订协定后，宋子文南下参加了改组后的革命政府。时值国共合作之初，其势力范围仅及广东一省。一段时间内，宋家仅宋子文一人见过宋庆龄。宋子文是宋庆龄的弟弟，一位经济学家，不久之前才从哈佛大学毕业。蒋介石和共产党破裂之后，宋子文动摇了。尔后他支持了蒋介石，但是他依然是宋庆龄在宋家的一位忠实朋友。他为她筹划了一小笔年金，偶尔也在政治上帮助她。
蒋介石从未能叫宋庆龄同意他在政府中的任职，但是他把宋家其他的成员全部网罗了进去，以致国民党政府被人戏称为“宋家王朝”。他一直把国库置于他的内兄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掌握之中。孔博士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娶了孙夫人的姐姐、宋家最虔诚的基督徒宋霭龄为妻。宋、孔、蒋三家除宋庆龄外，都很快就发了财。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大笔美援之前，孔夫人本人就是个重要的金融家和实业家。在那以后，对这个王朝的朋友来说，“资本形成”就容易得多了。
宋庆龄用既轻蔑又钦佩的口吻对我讲了宋霭龄在金钱交易上的手腕。“霭龄聪明极了，”宋庆龄说，“她从不冒险。只有当她预先从财政部的同伙那里得到政府政策变动情报后，她才决定买进或卖出。可惜的是，她从不是把才能用来为人民办事，而是反对人民。”她越来越感到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亲戚们利用国民对她丈夫的尊敬来为自己和朋友们发财致富，而百姓们却在忍饥挨饿。
“在美国也许有条件使一些人富起来，”她常说，“但是在中国办不到。在这里要发大财只能靠使用罪恶的欺诈手段和滥用以军队为后盾的政权。每一元钱都是从我们贫苦人民的血汗中榨取来的，他们极少有吃饱肚子的时候。总有一天，人民会起来把财富夺回来。”
乐善好施既是佛教的，而是基督教的一种美德，而儒家却强调家庭是第一位的，因此在中过了慈善事业相对来说较为少见。宋庆龄并不幻想靠施舍来解决贫困的问题。她认为，在中国穷人就是“人民”，既然人民贫穷衰弱，国家当然也就贫穷衰弱，要想使中国在世界上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先使“人民”富裕强大起来。她青年时代相对舒适的生活也许给了她一种负罪感。在这点上，她更像一个卫理公会教徒，而不像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有钱人对“人民”遭受屈辱毫无羞耻感，他们讨厌宋庆龄；宋庆龄则看不惯他们炫耀财富，认为这是一种对全民族俗不可耐的侮辱。她为了“事业”，卖掉或捐献了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大部分遗产，这足以说明她的为人。
宋庆龄喜欢美丽的东西，她的生活装饰品不多，但选择得当。她的家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温暖朴素的感觉。她收藏了几幅珍贵的字画。房间里点缀着一些奇异的花卉。她身穿色调柔和剪裁合身的旗袍，打扮得很是整洁，乌黑发亮的头发往后梳，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秀美的脸庞宛如浮雕像，除了一只玉发夹外，她极少戴别的首饰。
宋庆龄喜欢西方歌剧，收藏了一些好唱片。她喜欢跳舞，偶尔也为年轻人举行舞会，同时自己也可以彻底轻松一下，高兴高兴，她坚决主张男女平等。出于对孙博士的怀念，她意识到，她肩负的历史使命比她的个人生活重要得多，因此她没有再婚。
求学时代，圣女贞德的事还使她深受感动。尽管她不是一个把自己看作圣女的神秘主义者，但是，她把自己和她认为是在被压迫的中国的真正解放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她在寂寞的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了。她性情温柔。她由于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于是就把感情倾注在孤儿院由她照顾的孩子们身上。她创办了不少孤儿院。中国人遭受的深重灾难想必使她的心变得冷漠了，但是要论她过去和现在对革命所尽的义务，最低的估计也是跟她在评价她妹妹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所说的一样，没有她，暴力行为“也许会严重得多”。
“孙博士从来不反对任何同情穷人的让你，”她断然地说，“持任何站在富人一边的人。他自己年轻时就很穷，十四岁以前他没有穿过一双鞋。他从未忘记，我们的人民百分之八十都是这样穷苦。你要知道，我的祖先也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
宋庆龄看上去不像客家人。她皮肤白皙光滑，双手纤巧。也许是这个缘故，她在美国并没有遭到种族歧视，而黑人和“黄色皮肤”的广州人在那里常常受到歧视的。她很少谈起她在威斯里安学院求学时代的生活，我只记得有一件事能表明她对岁月的感情。她的教名叫罗莎蒙德，而且她依然喜欢朋友们称她“苏西”，这是她在学生时代的诨号。我以为，这和美妙动听的“庆龄”连在一起，有点不相称。
不幸的是，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的妹妹宋美龄，是在威尔斯利受的教育，比她美国化得多。宋庆龄没有这种体会。在宋庆龄的脑海里，这些情况是基督教实践中的严重缺陷。她认为这与外国人的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虽然她也利用外国人的租界作政治避难所。
有一回我请她谈谈对访问苏联的感想，她对我说：“俄国人并不把有色人种看作是劣等民族。”她还说：“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也是使孙博士感到俄国比美国更可亲近的原因之一。”
“但是，孙博士至死不变，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为他举行了基督教葬礼吗？”
“举行了，这是他的愿望。他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好朋友，我也有。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的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教义付诸实施。”
“那么说，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共产主义啰？”
“噢，相信的！不过，开头不相信。他曾认为我们的革命应该走一条和俄国不同的道路。1923年以后，他认为我们可以走同一条道路。”
“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言论似乎断然否认这一点。”
“噢，你是说他的那些演讲吧！那都是他即兴讲的。讲话内容完全是根据政治局势和听众而定。他在讲台演讲时，我常常像猫一样坐在他旁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始终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和列宁同时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他的头脑里有很明确的目标——耕者有其田，生产的社会所有制，工业现代化，教育平等，人人都有就业机会，当然，还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
“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怎么看？”
“他认为最终一定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你在他著作中找不到这种说法。不过，对那些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的人们，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难道伟大的孙中山只是一位搞妥协的高手吗？从宋庆龄的话中，我得到一个印象，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双手尽管沾上了政治和战争的污泥，却从不把权力看得比理想还重。他似乎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警察所称的“十分可怕的人”，这种人不仅仅是无神论者和革命者，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但同时又相信基督教”。
“想想看，孙博士为之奋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啊，”宋庆龄感叹地说，“人人都把它当作门前擦鞋的棕垫。甚至像葡萄牙和荷兰这样的小国都看不起我们。满洲人可笑的骄傲和无知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外国人利用他们来欺压我们。民国成立以后，列强依然把中国当作它们的殖民地看待，孙博士曾一再去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寻求援助，以便执行他的借助国际力量发展中国的计划。但是，人们总是瞧不起他，嘲笑他，把他打发走。”
“转向俄国是他最后一个机会了吧？”
“你不如说这是他最后的选择。”
这是真的，孙博士甚至在同俄国人达成了协议之后，还向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吉尔德·舒尔曼发出最后一次呼吁，要求他促成大规模的国际干预，这种规模的干预甚至连俄国也从未试图进行过。他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
舒尔曼先生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梦想。然而，俄国人却采取了认真的态度。1923年，布尔什维克人成了孙中山的盟友。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帮助重组国民党，重新训练和装备他的军队，并支持国民革命——直至蒋介石把他们撵走为止。
“难道孙博士不该为此感到高兴吗？俄国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强国。”宋庆龄说。确实，俄国是第一个放弃租界和治外法权，并和中国签订“平等条约”的国家。俄国至今还在从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投资中得到好处。
“孙博士相信，俄国人真诚希望看到中国独立，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宋庆龄说，“他至死也相信这一点。他临终前签署了一封致俄国人的电报，保证我们将永远为求得中国的最终解放而共同努力。”
“因此你认为孙中山对蒋介石采取的态度是无疑问的了？”
“毫无疑问。从共产党人开始帮助他的时候起，他就看出他们是为穷人谋福利的，而其他的人则不是。”
这是否是“客观地”总结历史的好例子呢？也许不是。但在宋庆龄看来，这是历史的本质，而且是千百万中国人愿为之献身的“真理”。我有什么资格去教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人用教授的眼光看待历史呢？美国人的时空观念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中国就不一定是正确的。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位著名辩论者惠施就曾“论证”过，时间并不是绝对的。在判断遥远国度的事情时，对历史究竟是何种“时间”，人们不可能常常那么有把握。
宋庆龄倾向共产党人和俄国，她深信孙中山要是活着，他也会这样做。但是，在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方面她并不是没有保留。有一次，我批评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她忽然笑眯眯地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新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被出卖的革命》。“这里面有不少真理，”她边把书递给我边对我说，“你拿去读一读吧。”
1936年，蒋介石在一次兵变中被张学良将军拘留，当了两个星期的阶下囚。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联合了起来。宋庆龄告诉我，在蒋介石被拘留期间，她的姐夫孔祥熙要她——既然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签署一项声明，谴责张将军，要求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做得对，”宋庆龄告诉我她是这样对孔祥熙说的，“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显然，她对蒋介石极少表现出威斯里安卫理公会教派提倡的那种同情心。
没想到宋庆龄除了这种坚韧、独立的性格之外，还具有淘气的一面，喜欢看到炫耀自己的人落得可笑的下场，喜欢取笑任何自命不凡、自鸣得意、妄自尊大的人。她的模仿能力极强。喜爱引述中外外交家、政客以及他们的夫人们的蠢话。宽厚的孔祥熙与孔夫子同姓，他曾宣称自己是孔夫子的“嫡系后裔”，宋庆龄从此称他为圣人。倘若说她偏袒中国共产党人，那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缺点引不起她的幽默感，而是她认为他们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私人谋利的缘故。
她曾说过：“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就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考虑的是整个世界。”
“你现在还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我很吃惊地问道。
她摇了摇头。然后她又说：“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