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宋庆龄的钱
——她为中国革命倾尽所有


2013-01-25 09:52:02     作者: 周幼马    字号: T|T    来源: 今日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没有家产,没有实业,拒绝来自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

1925年2月24日,病危中的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立下三个遗嘱,其中的“家事遗嘱”专门为宋庆龄而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所说的所遗之物,就是两千本书、一套有着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衣物。

孙中山知道,这点东西根本不够年轻的妻子度日。他叫来儿子孙科,要他一定“顺事继母宋夫人”,又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叫到床前,指着宋庆龄郑重地嘱托道:“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何香凝掩泪答:“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话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孙听后欣然含泪,说:“我感谢你!” 宋庆龄50年后回忆说:“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分文未留,送了1万元(广东币)给我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的一笔钱。”当时的货币叫“粤洋”,差不多可以与美元等值互换。

1925年3月11日晚,弥留前的孙中山先生用微弱的声音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9点30分,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他走了,留下了32岁的爱妻宋庆龄。

宋庆龄继承了丈夫的革命理想和未竟的革命事业。在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她即参加了国民党的政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宋庆龄离开中国,到苏联寻求帮助。

在苏联,宋庆龄受到了“国宾”的礼遇。针对宋庆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专门开会并制定了文件,争取她参加“反帝大同盟”等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社会活动,以培养她对共产国际有更多的认识,使之回国后在国民党上层做他人所替代不了的工作。为实现这一意图,共产国际拿出四千美元作为宋庆龄在苏期间的接待费用。斯大林专门会见了她。然而,在听完宋庆龄的援助请求后,斯大林却一直在抽着烟斗,始终沉默寡言。他最后对宋庆龄说:“你得先回国去。共产国际讨论以后会派信使去中国联系。”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联系蒋介石对付日本,以此来减轻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压力。

宋庆龄指望斯大林能够给予具体帮助的希望落了空,她非常迷惘和失望。加上苏联的肃反运动对宋庆龄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请母亲寄给一点钱来”,到德国去了。和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时一样,宋庆龄一入境,行踪就开始被德国的秘密警察关注。从此,宋庆龄开始用“林泰”的化名通信,直至去世。在她晚年给我的私人信件中也用过这个化名。

在欧洲三年多的时间里,宋庆龄没有收入来源。她的大部分生活费用,只可能出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给她的1万元抚恤金。宋庆龄晚年时曾说过:“孙科担心我在外钱不够用,曾给我过一张支票,我马上拒绝了。”她还说:“子文从来没有提出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此时的宋庆龄,没有丰厚的家产,没有实业,没有工资,而且拒绝来自由她和孙中山的婚姻所演绎出的最有钱势的四大家族中任何人的资助。在留德期间,按她自己的话说:“和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几十马克一个月的房间,每天只花50分或1马克在一家中餐馆吃上一餐。” 她的生活节俭而艰苦。

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宋庆龄有钱了,而且在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1931年7月23日,接到母亲去世消息的宋庆龄非常悲痛。她决定结束海外流亡生活,立即回国奔丧。她先是由柏林途经波兰到达莫斯科。令她吃惊的是,苏联外交部长与曾任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夫妇及一大群好友都到车厢门口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宋庆龄始料未及。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共产国际把陪同宋庆龄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兰畦支开,安排宋庆龄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密谈。密谈结果正是她渴望了四年的事。由此,宋庆龄新的革命战斗生活开始了。

起因是此时共产国际出了一件大事。6月15日,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队”队长顾顺章的叛变,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远东局的情报部部长“牛兰”夫妇和他们4岁的孩子在租界被捕,后马上秘密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关押。“牛兰”手中掌握着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全部“特科”名单、联系密码和数亿元活动费用,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由于是单线联系,这些秘密藏在哪里,只有他一人知道。由于全家被抓,“牛兰”叛变的可能性变得很大。这可急坏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最高层。苏红军总参曾派了号称“谍王”的一号特工佐尔格去上海营救,但未能成功。当时,中共中央驻上海的领导机关也已迁往中央苏区,这更让共产国际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宋庆龄恰好到了莫斯科。

宋庆龄答应帮助解救“牛兰”,并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当然,共产国际也没有忘记将装有巨额活动现金的大箱子放进宋庆龄的一堆行李中。此前,共产国际一直为如何押运美钞到上海而大伤脑筋。共产国际派驻中华苏维埃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曾是个押运员。如今,身为“国母”的宋庆龄回国奔丧的箱子是没人敢碰的。此时起,宋庆龄有钱了,而且这些钱还源源不断交予她自由支配。

从宋母下葬后的第二天,各国知名人士像是约好了似的,纷纷发电报给宋庆龄,请求她营救“牛兰”。有了“出师”之名,宋庆龄遂组成了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书记的营救委员会。史沫特莱实际上是宋庆龄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亲自出面去南京找妹夫蒋介石,试图说服蒋介石用“牛兰”换回在苏共手里的爱子蒋经国。虽然交换一事没成,但也让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敢杀“牛兰”,“小蒋”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此后,宋庆龄又多次去南京探视“牛兰”,还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家抚养,又请我的父亲马海德医生给“牛兰”检查身体,并送他到南京鼓楼医院住院看病。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对“牛兰”的“斩立绝”改判为无期徒刑。“牛兰”也安下心来,这也就保住了共产国际的机密。几年后,“牛兰”在日本人攻打南京时逃跑了。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共产国际在东亚地区的地下工作才得以转危为安。

宋庆龄还帮助共产国际在上海成功举办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各国知名人士或参会或发电,表示支持。这使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和工作能力大加赞扬。

1931—1937年,宋庆龄帮助了共产国际,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宋庆龄在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也同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马海德是美国人,取得医学博士后于1933年来到上海,并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宋庆龄,从此经常到宋府聚会。据父亲回忆,当时聚集在宋庆龄身边的有很多国际友人。除了共产国际派在宋庆龄身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后来换成了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外,还有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是一名租界督察,中共电台就曾设在他家楼上。宋庆龄给我父亲安排的任务是帮助她买进大批医药及医疗器械送给江西苏区,以及护送去苏联开会的中共要员陈云等到码头上船。我父亲和路易·艾黎、魏璐诗,这三位国际主义战士,他们与宋庆龄结识最早,且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直至宋庆龄去世。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宋庆龄始终非常信任、帮助和关心他们。这种充满革命理想并带有浓浓私人情感的友谊持续了近50年。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在营救“牛兰”的同时,也营救过陈独秀、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中共要人。上海圣彼德教堂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的女儿就曾于1933年担任过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193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电台被破坏,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失去了和上海的联系。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请求下,宋庆龄从孔祥熙那里找来去西北巡察的通行证,又拿出了路费给董健吾,董牧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找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陕北高原。毛主席想到,此时最有可能帮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人只有宋庆龄了。1936年初,毛主席请宋庆龄帮助找一位外国医生到陕北苏区看病。宋庆龄把这任务交给美国医学博士——我的父亲马海德,后来又请了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采访。他俩一起来到陕北保安。

到这年年底,在陕北会师的红军达三万之多。红军如何在四面被困、没有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解决过冬的吃穿问题,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毛主席只好再次开口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雪中送炭送去了5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00多万美元。红军用这些钱买了小米、玉米、土豆,并定制了棉衣、棉鞋,够过冬的了。

我想起父亲1978年住院时,手术后夜里痛得睡不着,就给我讲他刚参加红军时的故事。193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和一队红军战士一起饿着肚子渡冰河。脱了鞋光脚走在冰水里,从脚底到头皮钻心地痛。我想,就在这半年前,他还开着蓝色“别克”车,在上海租界的酒吧里喝着啤酒吃着西餐。父亲何苦受这份罪呀!后来我才明白,正是他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而这种信念很大部分来自于宋庆龄的培养。不管怎样,宋庆龄的5万美金也帮助了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过河后他们能穿上宋庆龄出钱买的棉鞋,说不定还能喝上一碗小米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宋庆龄和毛主席可能没见过几次面,很可能都没有说过话,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需要帮助时,宋庆龄马上伸出援助之手。鲁迅的墓地也是当年宋庆龄用几万大洋买的。宋庆龄能一下拿出这么多美元而不用请示任何人,可见她手中掌管着大量的钱。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只能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当年,共产国际每年提供给上海的中共地下党2.5万美金的活动经费。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上海租界的饭店里躲了三个月。那里是最有钱的外国人才住得起的地方,这些费用自然也是从这些经费里出了。

从1931年下半年直到1937年底,宋庆龄在这六年里,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大量的活动经费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宋庆龄用这些钱救助了共产国际,也救助了困境中的陕北党中央和红军。

1937年12月以后,由于国共合作、中苏建交,宋庆龄和共产国际的合作暂告一段落。宋庆龄这段长达六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历史,除了宋庆龄当年的英文秘书、解放后在人民画报社工作的德文专家魏璐诗女士知情外,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蒋介石、宋美龄,生前都不知道。我曾问过魏璐诗的两个美籍儿子,他俩只知道他们的母亲“认识孙夫人”,至于别的,母亲什么也没对他们说过。

1937—1949年:宋庆龄用她辛苦筹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38年6月,身在香港的宋庆龄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专门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通过国际和国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抗战物资和资金来支持抗日。当从周恩来处得知八路军、新四军缺医少药后,宋庆龄通过“保盟”积极资助中共抗日根据地。整个抗战期间,“保盟”输送了大量的医疗器材、药品、食品、被服,提供了近百万元美金、上亿元法币的援助。“保盟”先后将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大夫送到延安,并帮助成立了国际和平医院,使大量的手术器械和药品、被服、生活用品能源源不断运往抗日根据地。宋庆龄在香港的两年中,共送给中共军队50万元寒衣款、30多辆卡车药品和物资,并出钱请艾黎的西北“工合”承制了10万元的棉花送给八路军。

我父亲马海德在延安时是“保盟”的联络员,他和宋庆龄有着50多封的工作信件往来。听父亲说,在延安,都是先由他列出药品名称和数量清单,然后请宋庆龄筹集。我曾看到父亲给宋庆龄的一封信笺片断:“自10月11日以来,我们已收到30箱空运药品,下周会寄上一份完整的药品清单。”宋庆龄对我父亲的工作很是赞赏,曾赠送一张10英寸的半身照,在照片背面签名并题“感谢你对国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和献身精神”。在延安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得到过宋庆龄专门配送的生活用品、食品和药品。当然,出生在延安的我,小时候也吃过宋庆龄送的美国奶粉和食糖。

宋庆龄还曾捐过一台大型X光机,是通过史迪威将军和他的副官杨孟东用美军飞机送往延安的。由于X光机太大,史迪威命令把机舱门焊开后才装了进去。这是延安第一台X光机。据我母亲苏菲讲,机器运到后,从主席到普通干部,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大夫统统为他们作了一次透视检查,也包括我母亲。在延安休养治病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曾联名在绢上签名,感谢宋庆龄先生:“掠世界者虽倾颓在即,而国内暗影足虑尚多。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院工作人员全体也。特赠宋庆龄先生。”

抗战胜利后,保盟仍在资助解放区。 1945年,宋庆龄的“保盟”用522万元法币买了大批物资运往华北根据地。1946年,“保盟”改名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此时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实力又有良好声誉的慈善组织)用4.3万美元买了美军一个有着250张床的海军医院,运送到苏北解放区,又用1.8万元买了美军在上海的剩余物资。1949年上海解放时,“保盟”在上海的几座仓库里还存有300吨准备给解放军的物资。

从1937年到1949年解放前,宋庆龄在十多年里,用她辛苦得来的捐款,资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5年8月30日,刚到重庆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专程到宋庆龄寓所表示感谢。毛主席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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