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满着记忆，其中许多是关于宋庆龄的。从国民党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至内地，她从未停止斗争。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先夫孙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实，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她坚如磐石，是一个钢铁女人；她从未失去还政于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西”，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

我在她出任武汉政府的部长时期就读到过关于她的报道。后来，她在莫斯科，我又从文森特•希恩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中读到关于她的情况。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1929年，当时孙中山博士的灵柩从北京迁往南京的陵园，我和一批上海童子军站在道旁，看着她默默地与他的妹夫蒋介石一起走在前面，但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我看来，她是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但直到1933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带我到她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我才认识她本人。我听她回顾20年代初期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当时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她藏身在死者中间，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去要求避难，终于找到一家。她后来弄到一条船，与丈夫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重聚。

此后几年，直至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我更是多次见到她，因为她积极参加进步工作，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埃德加•斯诺深受她的影响，1936年他将《活的中国》一书献给她时，写到：“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为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与马海德大夫一起做这次冒险的旅行。她给予帮助的事还包括援救许多前政治犯，从事各项她越来越把它们当成自己事业的工作。她设法使第三国际派遣的德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鲁埃格夫妇从南京脱险后得到照顾，并把他们的独生子留在自己家里，以后送往苏联去学习。即使她不亲自去做某件需要做的事，她也总有办法物色到她可以信赖的人去把事情办好。有一个时期，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她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一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这只皮箱后来送到我的套房，存放在一间小屋里，我离开上海去办“工合”时才由我送到另一个她指定的地点。

1933年我认识她以后，她要求把所有给我的信阅后立即销毁，所以我手头无信可翻阅。我写信时总称呼她“姑母”，她在信里称我“比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膊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向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我直到1938年去香港才重新见到她。在她的帮助下，承蒙她的弟弟宋子文落实了我的飞机票，使我及时抵达当时的首都武汉，开始搞“工合”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