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1972年2月15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经过漫长的寒冬，中美两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友好关系的春天，但是报春之燕却飞离人间。2月15日这天，从瑞士传来了斯诺不幸逝世的消息。在北京什刹海畔住所的宋庆龄连夜亲拟唁电稿，电文并不长，但悲痛的心情和40年往来风云却似潮水般激荡胸间，使她夜不能寐，直至凌晨，东方既白，照亮了她案前的唁电，最后一句是：“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
随后她即动笔用英文写下专文纪念这位挚友——《紀念埃徳加·斯诺》，首刊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6月期)。她在文中回忆了难忘的历史与友情，她向世界人民介绍了这位杰出的美国记者为人类的进步、正义事业，为中美人民的友谊而勇敢奋斗的一生。
宋庆龄一生结识的一批外国友人中，她与斯诺的友情最为深厚，最为珍贵，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友情，而是伴随和凝结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历史友谊。
著名美国记者埃徳加·斯诺早年就是个爱冒险爱旅行的小伙子。他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他的父亲开有印刷厂承印当地报纸，也许这影响了童年的斯诺爱读书爱旅游的志趣。念完中学，他有机会升入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1928年春，他略做准备后，登上开往远东的“兰德诺号”轮船，在这艘船上当临时工，开始做起他环球旅行和追寻东方魅力的梦想。这年8月，埃徳加·斯诺终于踏上上海外滩。原想呆上几周，但现实改变了他的志向。他带着新闻学院院长的介绍信，找到老校友——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这是一份在上海很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也需要能干的年轻人。主编非常欢迎小校友的到来，并让他作自已的助手。鲍威尔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赶編一本《新中国》特刊，要求10月10日出版，以介绍中国辛亥革命十七周。斯诺认真勤快地按时完成了这二百多页的特刊，令主编十分满意。在编辑特刋中，斯诺首次接触到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事件及其孙中山宋庆龄等重要人物。这使他由旅游者转向现实生活的探索。作为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又兼《芝加哥论坛报》驻中国华南地区的记者，新闻记者的生涯使他走遍了中国的许多城市，从东北到西南各省，目睹了当时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和饥寒交迫的百姓，产生了纯朴的同情心。
在上海，埃徳加·斯诺认识了中国许多知名进步人士，如鲁迅、宋庆龄等人，尤其与宋庆龄的结识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些会见接触中最主要的是我同孙夫人宋庆龄建立起来的友谊”。
1931年8月宋庆龄从欧洲柏林赶回上海为老母送葬。9月，纽约《先驱论坛报》请斯诺撰写宋庆龄传略，为此他提请拜访宋庆龄。宋庆龄答应安排“在静安寺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与斯诺第一次会面，并与他共进午餐。斯诺回忆：“我们进了午餐后，继续留下喝茶。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我就认为已开始对她有所了解了。几天以后，我第一次到她在法租界莫利哀那幢朴素的两层楼住所拜访她。”斯诺在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时写道：“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他还说：“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当时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又在上海燃起“一.二八”侵略战火。当时在上海，宋庆龄正紧张投入支援軍民英勇抗击日本入侵上海的活动中。另外，她与鲁迅等发起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援救受国民党迫害的中外进步人员的斗争，而这两方面的斗争，也是埃徳加·斯诺关注的新闻焦点。埃徳加·斯诺访问左翼文化运动主将鲁迅后，与海？伦决心编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收有鲁迅、柔石、茅盾等人作品)，有利于国外读者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此书出版时，埃徳加·斯诺首先把它献给她的良师益友孙夫人。在书的卷首写着：“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在上海，他们的友谊益深。当宋庆龄得知埃徳加·斯诺与美丽的美国姑娘海伦要结婚时，高兴地在家中为他们举办一次广东式宴会。她举起酒杯说：“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让我们为你们的幸福干杯！”斯诺站起来激动地说：”孙夫人，您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人之一，是你让我认识了中国，并热爱上中国的。我和海伦都谢谢您！”道别时，宋庆龄还送埃徳加·斯诺新婚夫妇一份故乡礼物—美国制的咖啡壶留做纪念。
在这三十年激荡的岁月中，埃徳加·斯诺和宋庆龄的友谊随着共同参加为正义、进步事业的斗争而发展加深。其中铭刻于中国革命史上重要一页的是埃徳加·斯诺的陕北之行和由此而诞生的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4年，埃徳加·斯诺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尽管他已经收集了许多资料，但是这位忠于现实、正直的新闻记者却深感自己没有见过一个红军绝不能轻易动笔。他知道当时国共交战，红军已长征北上，难以去陕北采访。而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张学良与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好消息时，十分高兴，认为现在有可能进入陕北。他想，“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尽管他意识到这个冒险行动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我认为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为什么，作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
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下，怎样才能进入陕北、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呢?埃徳加·斯诺首先想到了尊敬的孙夫人宋庆龄。于是他在1936年1月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求助于宋庆龄。埃徳加·斯诺曾回忆说：“我请她帮助我，以便到了红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作间谍。”当时另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也早向宋庆龄表示要去江西苏区工作，但红军已北上，宋庆龄让他等候时机。
宋庆龄此时正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1936年春，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派王牧师(即董健吾同志)先去陕北瓦窑堡执行紧急送信任务，转呈毛主席。不久，党中央的复信又由王牧师带回上海。宋庆龄得知来自陕北的信息中，表示同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这年6月，宋庆龄将这好消息告诉了这海徳姆和埃徳加·斯诺，并即着手通过地下党为埃徳加·斯诺和海德姆的陕北之行做出安排。
埃徳加·斯诺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据有关史料证实，当时在华北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授权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介绍信，并由徐冰同志托人将此信转交给埃徳加·斯诺。
1936年6月3日，埃徳加·斯诺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北平乘列车西去，开始难忘的冒险旅途。列车到郑州后，斯诺转换一趟去西安的快车。不久他与乔治·海德姆会合，因为他们同是得助于宋庆龄的朋友。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到达西安后，与王牧师和周先生(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刘鼎同志)接上了关系，并在他们及东北军一些朋友的帮助下，秘密地进入了陕北红区。
斯诺与乔治·海德姆(不久即改称马海德)到达保安，受到党中央负责人的热情欢迎。他们拜访了毛主席、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马海德要求加入军医行列，留在了陕北工作。埃徳加·斯诺则四处奔忙采访收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去宁夏南部的前沿阵地访问，最后冒着炮火重新折回保安。他于红区的采访了四个多月。埃徳加·斯诺历史性的陕北之行的硕果是写出了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世人第一次得知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共产党人，“这些人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这本名著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就发行五版。1938年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
埃徳加·斯诺那神秘的富有戏剧性的陕北红区之行，在书中已有极其精彩的描述，但是显然出于政治原因，在当时以及相当一段时间，埃徳加·斯诺都没有公开一个重要的情节——他是怎么秘密地去陕北的。一直到《红星照耀中国》出版21年后，他在另一本著作《旅行于方生之地》中才较具体地透露了“孙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
红区之行更激起埃徳加·斯诺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在抗日战争中，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合作更密切了。宋庆龄十分关心和支持艾黎与埃徳加·斯诺在中国开展的工合运动。埃徳加·斯诺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种支持，孙夫人就是百分之百地支持。”1938年埃徳加·斯诺去香港时，也积极协助宋庆龄当时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事业。埃徳加·斯诺回忆说：“对于我的妻子和我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我们抱着热诚从事工作。”以后埃徳加·斯诺又如实地迅速报道了皖南事件的真相，更加触动了国民党当局，受到反动派的打击，被迫于1941年离开中国，去东南亚游历，取道欧洲回美国。
当时宋庆龄曾劝他留下，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宋庆龄对埃徳加·斯诺亲切地说：“你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开心，你属于中国。”斯诺临上飞机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我的精神留在中国。”
1942年和1943年，埃徳加·斯诺又访问过中国，但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控制时期，他被当作危险分子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被禁止再去中国访问 。
直到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埃徳加·斯诺才得以访问新中国，同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极为重要的谈话，继续为建立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新贡献。埃徳加·斯诺每次来华访问，总不忘去拜访他尊敬的老朋友宋庆龄。但是1960年埃徳加·斯诺来华时，刚好宋庆龄在上海生病，两人没能相逢。埃徳加·斯诺写信并献鲜花对她表示慰问和敬意。宋庆龄抱病写了一封热情鼓励的长信给他，信中最后说：“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永远的。历史必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1970年，中国正处于动乱之中，但埃徳加·斯诺来华又一次进行难忘的陕北之行，重访34年前宋庆龄帮助他进入的红区。这次埃徳加·斯诺去延安返回北京时，因飞机误点，宋庆龄为了迎接这位老朋友等候到深夜。她在家中亲自选菜单，拿出了保存多年的名酒，热情设宴款待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2年2月，尼克松来华时，埃徳加·斯诺原准备以记者身份再次访问中国，但他已重病缠身，不能如愿。中国政府立即派出医疗小组由他的老朋友马海德带领去瑞士为埃徳加·斯诺治病。宋庆龄得知埃徳加·斯诺病重的消息，十分焦虑，当即起草一份诚挚的慰问急电，表示愿意提供个人帮助，让秘书尽快送往电报大楼发出。
埃徳加·斯诺于1972年2月15日不幸逝世。他在遗嘱中写有：我热爱中国。宋庆龄怀着悲痛，彻夜赶写唁电致哀。随即，宋庆龄又在她自己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撰写了悼念文章《纪念埃德加.斯诺》。她在文章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老朋友的深沉的怀念：“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
按埃徳加·斯诺生前遗愿，1973年10月19日，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时，宋庆龄已届晚年，无法外出，但她特派秘书张钰，代她前往参加好友的葬礼，献上鲜花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挚友深切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