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历史与文学交相辉映
——《宋庆龄的后半生》读后


2013-01-24 10:43:51     作者: 王万森    字号: T|T    来源: 今日中国

宋庆龄的传记已有多种版本问世,可是未见以宋庆龄后半生为内容的专著,实为遗憾。可以说,《宋庆龄的的后半生》是应运而生。作者尚明轩是长期从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的著名学者;另一位作者魏秀堂则是长期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的资深编辑,两位联手担当这一崇高课题,可谓珠联璧合。

宋庆龄的身份并非执政党领导人,她不是引领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人物,社会历史的历时性形态也不适合其传记叙事。本书采用了桔瓣式结构:引言和第七章青史永垂一首一尾是整体的总括,本文主体中间的四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依照各个领域内在时序自成一体,又恰似桔瓣围绕传记叙事的轴线,而形成内在关联,此可谓共时性中可见历时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纵横交错,融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于独特的整体性之中,这一结撰艺术在传记写作中是成功的探索。

人物留给历史的信息是碎片化的,需要文学性来修复;人物在历史的记忆中处于沉睡状态,需要文学性来激活。宋庆龄的形象塑造当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建国后可供搜集和掌握的有关史料有限,需要修复的空间就更大。这部传记的叙事设置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两个视角。如果说人物的外部世界可以依托写实来呈现的话,那么,内心世界的表现,就离不开想象和文学的话语方式。宋庆龄外表温文尔雅,安详宁静,内心却有着无穷的智慧与精力。她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总是光彩照人,被国际友人誉为政治中的圣者,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写她对丈夫始终不渝的怀念,既有文革中捍卫孙中山的旗帜奋力一搏的浓墨重彩,也有如窗帘等生活细节的描写寄托深情。

传记用文学的笔法记述了传主与三位人物的特殊关系。李燕娥与传主忠实相伴半个世纪,宋庆龄把她安葬在宋氏墓地。在安葬李燕娥的描写中,能够感受到的既有传者的历史家的目光,又有文学审视的情怀。有关宋庆龄抚养的两个女孩子的情节,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一唱三叹。传主对两个女孩付出心血,收获的却不只是快乐,还有烦恼,心里拥塞着矛盾;关注此事的人们则是感慨系之。传者并没有止笔于写出发生在传主身边的故事,而是写成情节以表现人物的复杂情感,揭示丰富的内心世界。

宋庆龄是最有个人特点的政治家,她独立于国民党,也独立于共产党。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表达过自己的心志:我不愿意被人当摆设',决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建国之初,她没有一味沉浸在事物表面令人欣喜的层面,在前进中也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对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提出过批评意见。面对极左思潮之忧,她无奈和不安。对反右派运动她持保留态度,内心是苦楚的。对大跃进之举,她进行了一些抑制,对反右倾,她无法理解。尤其是写宋庆龄面对文革,传者不由地将赞叹的激情倾注于笔端:她从疑惑、觉察、警悟、认识几个阶段,逐步发展到抵制、回击、揭批和反思。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她凭着良知,做到了她所能做的一切。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她少了一些消极,多了一分主动;少了一些自我压抑,多了一分率直。传者一方面选择惊世骇俗的大举动,写她当面怒斥江青,写她以大无畏的气概撰写《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回击诋毁孙中山形象的歪风;另一方面,精心选择细节,于细微处见精神。发型这一细节彰显的是传主在身处逆境时的定力。她保持了几十年的发型,在文革中竟遭到非难。面对要她改变发型的无理要求和叫嚷剪她发髻的威胁,她断然表示:我不要剪头发!这是对母亲的承诺,也是自我人格的坚守。

为圣洁的宋庆龄写传记,容不得稍有差池。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传者的叙事有些拘谨,文学手法没能更充分地运用,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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