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我不要剪头发”


2013-01-24 10:39:27     作者: 尚明轩 魏秀堂    字号: T|T    来源: 今日中国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年月里,遭受磨难,经历困惑,最后表示沉默。大体说来,经过疑惑、觉察、警悟、认识几个阶段,逐步发展到抵制、回击以及揭批和反思。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她凭借睿智和勇敢,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这与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少了一些消极,多了一分主动;少了一些自我压抑,多了一分率直表白。不过,她的内心相当长时期处于矛盾状态中。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拨乱反正之后,她才从这种复杂心态中完全解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同全国人民一起欢欣地迎来新时代。

对母亲的承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革初期刮起的扫四旧的狂风,威胁到宋庆龄的身上。一些幼稚的孩子,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写信给宋庆龄施加压力,要她改变梳了几十年的发型。有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叫嚷要剪宋庆龄的发髻,说什么这是封、资、修的象征。8月的一天,宋庆龄请廖梦醒及其女儿李湄,和老朋友魏璐诗来寓所吃晚饭。谈及破四旧事,她表示对红卫兵要求剪短发表示不理解,她说:我不要剪头发!

宋庆龄一直保持那样的发式是有缘由的。那是对故去的母亲的一种承诺。

原来,母亲临终时,曾要求女儿们永不剪短发,所以她们三姐妹都遵守对母亲的诺言,始终都梳发髻,虽然母亲已经去世30多年了。

宋庆龄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始终有一颗孝心,一方面又时常怀着歉疚--这是因为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曾给自己的父母造成感情上的伤害。虽然父母对她早就改变了态度。

191510月中下旬,宋庆龄向父母提出要与孙中山结婚,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激动中的宋庆龄昏了过去。多年后她回忆说:这时,父亲发火了,母亲流了眼泪,我自己不知怎么被人抬到楼上。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卧室的床上,卧室的门已经被反锁,她伤心而泣。

她明白,父母绝不会答应她的婚事,所以决心不经他们同意而结婚。当晚,她给父母写了一张字条告别,告诉他们自己已下定决心,要帮助孙逸仙并同他结婚,因为他在3月已同他的原来的妻子离异。留下字条后,她便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在女佣的帮助下逃出家门,乘船赴日。1025日,在那里与孙中山结婚。

婚后,两人都觉得幸福。孙中山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的同志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而宋庆龄则这样对友人谈起婚后的生活和心情:你想到了吗?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是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可她的父母却痛苦不已。他们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告别信后,不顾年迈体弱,立即乘下班轮船从上海去日本,想劝说女儿离开孙中山,跟他们回国。

他们在女儿婚后的第三天赶到东京。那天下午,孙中山和宋庆龄正在他们的朋友梅屋庄吉家里举行茶会,邀请的人不多,但都是最要好的朋友。515分,宋庆龄和孙中山离开那里,与父母会面。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母亲哭着,身患肝病的父亲劝说着……他甚至跑去请日本政府为他们作主,说我还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直到晚上10时,宋庆龄的父母才离开。仅隔了一天,他们再去看过女儿之后便回国了。他们受到的伤害的确很深,但是仁慈的双亲并没有因此而与女儿断绝关系,不久就承认了这桩本来坚决反对的婚事,还给女儿补送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其中有一套欧式藤木家具,一条绣有百子图的被面和一件宋老夫人在出嫁时穿的锦缎长袍(就是后来为帮助被迫害入狱的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而送给他家人的那一件)。但对宋庆龄说来,却没有办法抚平父母受伤害的心。也许正因为这样,当她得知母亲病逝的时候格外伤心和悲痛。

漫漫归程

19314月底,宋庆龄正在欧洲,突然接到家中电报,说母亲倪珪贞病了。她既牵挂长期患病的母亲,极想回国探望,但又怕这是国民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骗她回国的手段。就是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她于51日写信给老朋友杨杏佛 ,请她核实母亲的病情。尽管早有所闻,早有思想准备,但723日母亲在山东青岛病逝的噩耗传来,还是让她非常悲痛。那年春夏之际,她在柏林与德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妇女运动领袖克蔡特金及德国著名的进步作家、教授、艺术家等广泛联系,商讨推进世界和平事业。在她母亲病逝之前,她又来到法国,继续她的欧洲之行。在这里,她收到了亲属们分别发来了唁电。

23日当天,孔祥熙发来电报说:母亲今日下午在青岛平静去世,望节哀保重。

27日,宋子文和宋子良又发来电报说:我们今日把母亲的灵柩送往上海,望速归。她的小弟子良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司长、中国银行董事等,1947年起定居美国。看到他们两人发来的电报,她一方面致电上海宋宅,告以定于731日由柏林启程经西伯利亚铁道过满洲里到北平,再由陆路或海道赴沪,一方面马上返回德国,处理了一些紧急事务,于31日准时离开柏林,取道苏联回国奔丧。

31日当天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尽管苏联方面特派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夫人等到车站迎接,还有人送上花篮,但她在莫斯科只作短暂停留,晚上就换乘火车,踏上了漫漫归程,坐了十天的火车才到满洲里。虽然一路劳顿,但宋庆龄回沪心切,在满洲里只是稍事休息,就坐上了黑龙江省政府准备的专车南下。接着又经哈尔滨,在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杭州市市长周象贤的陪同下,继续驶往大连。在车上,宋庆龄听周象贤介绍母亲如何得病、如何去世的详细情形,悲痛万分,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心情稍稍平静之后,也又通过周象贤了解兄弟姐妹们的近况。

宋庆龄是从大连乘船回到上海的。当客轮途经青岛的时候,她专程到母亲居住过并在那里去世的别墅凭吊,听守房人说起母亲的病状,又是大哭一场。

遵母教 天天梳着发髻

813日,客轮终于停靠上海码头。前来迎接的不但有宋子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两个女儿等亲属,还有上海市市长等高官,但她对迎迓者只是略一颌首即匆匆下船,快步走向为她准备的汽车。当时,她全身穿黑色丧服,帽檐下垂,目光哀戚,一言未发即上车来到西摩路宋宅母亲灵前行礼祭奠。

晚上,各路记者闻讯纷纷赶来宋宅,但宋庆龄一个也不见,只是派陪同她回国的胡兰畦去应对。胡告诉他们说:孙夫人于上月31日由柏林启程返国。此来专为奔丧,将来回得与否,余不得而知。在德国每日常在图书馆内研究学问及研究总理之遗著,大约孙夫人将对总理遗著尚有搜集补充之发表。

母亲的葬礼是在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后5天才举行的。参加葬礼的有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宋蔼龄、宋美龄、孔祥熙、蒋介石等。首先在基督教堂举行了宗教仪式,然后来到上海万国公墓,在礼堂举行了祭礼。母亲的墓穴在父亲墓穴的西侧。下葬后,宋庆龄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恭行三鞠躬礼。

宋庆龄多年不能陪侍母亲身边尽孝,但她对母亲的孝心却终未稍减,一直到30多年后,她对母亲仍怀着这样一颗心。包括遵循母教,天天都梳着发髻。正是因此,她断然拒绝红卫兵让她剪去长发的无理要求。

但更多的,她还是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着想,担心孩子们受社会上一些坏思想的影响。因为她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有特殊的情感,对他们的成长一直期望甚殷。因此,她看了孩子们的来信后,禁不住喃喃自语说:……他们可别害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哪!

宋庆龄不愧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深邃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面对扫四旧、抄家成风的淫威,一向谨慎周密的宋庆龄还是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防万一。挂在墙上的她十分喜欢的人体画、工艺品,甚至孙中山的像,不得不让秘书取了下来,代之以几条语录和标语。她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马海德,请他把这些东西再转到路易艾黎那里去。马海德后来说,他是亲自把这些东西转送去的。他这样做也冒着一定风险,因为他当时也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她的妻子苏菲被她工作的那家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关了起来。

除些之外,宋庆龄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和材料。到了晚年,她曾这样感叹道: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毁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本文节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宋庆龄的后半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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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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