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惊涛骇浪的岁月，1927年中国大革命出现逆转的时刻，宋庆龄迈出传奇式的历程。她从政治中心武汉的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下，经上海秘密迈出国门，抵达苏维埃红都莫斯科，而后又探访欧洲，开始她活跃于国际社会舞台上。

上海夏天的一个深夜， 宋庆龄扮成贫穷妇女，在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陪同下，悄悄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停在附近法国公园路旁的一辆苏总领馆的汽車。这天8月23日凌晨3点多，她们赶到黄浦江边，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拂晓启航出海。这艘又小又旧的货船，向北航行长达7天，还常有暴风雨。到达海参威再转乘火车西行，又经过好几天横越西伯利亚。

飞驰的列车車上，坐在身边的雷娜安慰孙夫人：“我们快平安到达了。”宋庆龄点点头，亲切地望着疲倦的好友说：“雷娜！你辛苦了，谢谢你！”此时宋庆龄凝望着窗外掠过的开阔原野和大片绿林，紧張的心情已趋平静，但仍思绪万千。宋庆龄衷心感激雷娜的相助。是雷娜，尽心尽力地帮助她，脱离危机四伏的武汉，回到上海。接着又奔忙联系苏联事领馆，办理出访手续，一路陪伴和悉心照顾她。

宋庆龄一生結识有许多外国友人，而雷娜是其中最早结识的美国友人之一，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很快成为相知的好友。她们的友谊源于武汉的日日夜夜。

青年宋庆龄留美回国后，1913年到孙中山身边为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包括多次参与孙中山会见苏联代表等外事活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

1926年宋庆龄开始独自步上政治舞台。年初，她赴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原则立场。会上她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势力由南方移到中部，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宋庆龄于12目10日与宋子文、孙科、陈友仁等北上湖北。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开会，决定成立中央临时联合委员会，宋庆龄为委员。1927年初，她主要领导妇女教育培训及救护伤员活动。 同时又积极支持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友仁(外交部长)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她除了自已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外，还热情接待陆续来华工作和访问的国际友人和记者，如斯特朗、文森特.希恩等，向他们介绍大革命进程，以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武汉成为世界舆论注目之地，正如美国记者希恩写的：在1927年半年多的时间里，汉口成了世界革命的象征和希望。欧洲、亚洲和美洲许多国家的代表团纷纷来到汉口，他们要亲眼看看汉口究竟为什么会成功。此时在新闻工作中，宋庆龄认识了雷娜，也成为她开展新闻活动的好助手。

雷娜是较早来华的外国记者之一。她出生美国于芝加哥，是位非常热情，追求进步的姑娘。她有一头火红的头发，有人说这象征着革命燃烧的火焰。她在大学里是一个很出众的哲学系学生。她有许多朋友是激进的、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她的男友比尔比她大7岁，自学成才。是一位左翼新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风骤雨年代里，他们思想上趋于成熟。1925年寻梦东方的这对年轻人——雷娜和比尔，携手经东京到北京，为《北京导报》工作。在京他们认识了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陈友仁，他主持英文《国民论坛》和一个新闻社。后陈友仁去广州，托比尔他们代办编务。促使两位年轻记者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创。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李大钊因被军阀政府通緝，避居苏联大使馆。雷娜是美国人行动比较自由。她每天去苏使馆，成为李大钊同北京地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当时国共合作)。1926年春，雷娜经常到使馆同李商量每天的事，听取对办报的意见。由于军阀的迫害，后李大钊惨遭杀害。10月初，他们转去革命高潮的南方。雷娜成为鲍罗廷的助手，陈友仁又让她办《广州公报》。她随后又经上海去武汉。

在武汉，雷娜十分勤奋、活跃，她负责《国民论坛报》的编务。此报是由陈友仁、鲍罗廷于1927年3月创办的英文日报，主要向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报道武汉革命中心的声音。罗很欣赏雷娜来做面向西方的发言人。她白天在报社办公室会见记者，告诉他们鲍罗廷及官方人士对革命的看法。她陪同记者们采访政府的其他一些领袖——陈友仁、孙科、宋庆龄、汪精卫等。

当时宋庆龄同革命政府办的英文日报《国民论坛报》关系很密切。陈友仁及雷娜在北京办报时，宋庆龄的许多重要文章，演讲都曾在他们办的英文报刊发表。所以雷娜对孙夫人虽未见面，却有心仪神交。如今共处武汉，在新闻活动中时常交往，两人有缘相识，成为知已。现在宋庆龄的文稿也多通过雷娜向新闻媒介发布。

在武汉时期，雷娜夫妇的工作很忙，也很重要。斯特朗记者忆及：“他们向美国发出的电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左派停止活动以后，他们依然维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工作。”在斯特朗看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里德为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相媲美。”

不久中国大地出现了逆流，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7月汪精卫的背叛，中国革命出现危机。宋庆龄勇敢地站出来，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于4月22日发表《讨蒋通电》。之后又针对汪精卫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表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这份声明在雷娜帮助下于7日18日在武汉英文《国民论坛》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首先发表。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武汉大街小巷，并刊登在7月24日的晨报。宋庆龄声明及时发表和广为传播，给背叛革命的右派以沉重的打击，给人民以极大鼓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雷娜负责刊发宋庆龄声明的这期《国民论坛报》，成了最后一期，旋即被没收，但革命的真理呼声却已向外界传开。

列车继续向西飞驰，在稍事休息后，宋庆龄无暇观赏窗外的美景，她不忘此次迈出国门的心愿—为了实现孙中山生前要她访问苏联的遗愿，也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出国受到当局的阻挠和家人的劝阻，但她再三考虑，最后下了决心，就坚定迈前。现在她有许多急事要做。她不顾旅途疲劳，又开始勤奋笔耕，起草文稿。这时，雷娜又是她的好助手。在火车上，雷娜做着新闻秘书的事，起草一份她们到达莫斯科时准备发表的声明。

9月6日，宋庆龄、陈友仁等一行人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代表和民众、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社会活动。她除了参观访问，主要精力在于撰写声明与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阐述自己的观点立场，捍卫孙中山思想，揭露蒋介石之流的反动面目，介绍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真实情况与发展前景。仅在9月份之内，她就连续发表声明及文章达八篇之多。刊发的媒体包括《真理报》、《塔斯社》、《青年一代》、《女工》等报刊。她的这些传播活动大大有助于使世界明了中国的真相。8日她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重申访苏的目的，向苏联人民致谢，并表明革命的坚定信心：“虽然中国革命暂时丧失了它已经取得的地区，但它仍然坚强有力、朝气勃勃、充满 信心。在表面的混乱下，存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

在莫斯科，她去中山大学看望留学生并发表演讲；她出席十月革命10周年大典；她参加东方国家代表团会议并讲话；她会见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尼赫鲁。在莫斯科，雷娜依然陪伴宋庆龄，曾同住在一个公馆里，还送她一套金黄色衣服致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隆冬，不仅天气酷寒，而苏联复杂的政治局势也变得令人困惑、迷茫。虽然斯大林接见过宋庆龄、陈友仁，但对国民党左翼人士并不明确表示援助。鲍罗廷已变得冷漠，与她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们的处境也趋于艰难。宋庆龄在谣言袭击下，身心受损，十分虚弱。她的好友雷娜在困境中已搬到另一处住，曾打算申请去列宁学院学习，但她开始生病了，宋庆龄和其他朋友都去看望她。怀有火热之心的雷娜没能熬过寒天。11月的第二星期，聪明、勤奋、充满活力和智慧的雷娜·普罗梅突患严重脑炎，于11月21日不幸病故。

中外朋友决定于11月27日下午为雷娜·普罗梅举行简朴而深情的葬礼。参加葬礼的人除苏共党员、中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及从广州和武汉来的老友外，还有美国人。

那日天寒地冻，但宋庆龄执意要亲临与雷娜告别。雷娜是为她服务的一批年轻美国理想主义者中最早的一个，他们帮助她的早期社会事务以及后来岁月里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她对雷娜的真诚情感，明显表露在她的优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

送葬队伍约有一百多人，从医科大学步行前往莫斯科火葬场，路程有三四英里，步行达两个小时。他们走过莫斯科大雪覆盖的街道。此时夜色开始降落。灵柩上盖着一面红旗，六匹马拉着敞开的灵车，一支军队铜管乐队跟在灵車后面，反复演奏《革命葬礼进行曲》和《萧邦葬礼进行曲》。

雷娜生前好友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的回忆：在送葬那天的下午，我们大家走了几个小时，天气冷极了，我在往前走的时候，发觉孙夫人弯着身体，在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她十分好强，不愿接受不相识的人的帮助，她没有过冬御寒的衣服。在这天气阴沉，一片冰冻的大街上，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外衣。苏联外交部借给她那辆小轿車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汽车里面至少暖和一些，我设法劝她乘上汽车，但她不肯。她完全是步行穿过莫斯科，走完全程的。她低垂着头，可爱的脸庞垂向交叉在一起的臂膀。她自己也刚刚病愈不久，脸色极其苍白，她在暮色中，在她的最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颤抖着。

队伍走近莫斯科伊修道院塔墙下面的火葬场时，五点钟声敲响。火葬场主厅点得明亮，地板中央筑有一个平台，灵柩放在上面。灵柩上堆满鲜亮的黄色、红色、橙色的花束，正好与雷娜自己的颜色相同。

记者斯特朗悲伤流泪，在致悼词时说：“我们美国人为仍然能够给世界战斗前沿阵地上奉献的先锋战士而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曾经为俄国革命奉献过约翰·里徳，现在又为中国革命奉献了雷娜·普罗梅。”接着来自北京的朋友张克讲话，他转述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话。李大钊曾提到她：“看看雷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如何忠诚于我们的事业。她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但从来沒有一句怨言，甚至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后来宋庆龄为了纪念这位亲密的朋友，也是坚决拥护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张，为大革命时期新闻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人民挚友，设立了普罗梅教育基金，并为这基金募捐。宋庆龄与雷娜的情谊，在从武汉到莫斯科历程中短暂而难忘的一曲。

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处境日益艰难，当时苏联党内出现复杂的斗争，令她困惑，因此她决定离开苏联去欧洲考察。

1928年5月，宋庆龄移居德国柏林。她在德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读书、学习和研究。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除了协助她研究社会问题，商议今后革命行动，还帮助她学习与提高汉语写作水平，为她以后写出许多颇有文采的汉语文章打好基础。 宋庆龄后来又转到欧洲的巴黎、奥地利等地访问。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怀着极大的悲痛从北京到南京参加隆重的孙中山奉安大典。不久又去柏林。

她走出国门，开拓了国际视野，从联络共产国际，到结识欧洲知名进步人士，进而参加国际进步活动。1927-1931年，她积极参与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运动的国际统一战线，从而直接地把中国革命与国际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拓展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斗争领域。1927年她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反帝大同盟”。是年12月第一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和1929年该同盟在德国召开第二次大会，她均被选为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都表明她登上国际社会舞台，成为当时世界反帝反战及和平进步事业的先驱、领导者之一。

她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结识许多国际友人，互相交流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经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以后回国开展中外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走出国门的几年経历，十分艰辛，但这是她一生重要的国际经历，正如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传记中所说“她作出这一选择的精神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直至1931年春，宋庆龄母亲病故，她才回国为老人送终。尔后在国内继续联络中外进步人士，开展革命斗争和国际反战维护和平的斗争，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