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名誉主席是我国各族人民衷心敬爱的领导人，她的不幸逝世，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缅怀她为新中国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一生，我的心情极为沉痛。

宋庆龄名誉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她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我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总是她引导革命的国民党人朝着历史的正确方向前进。

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发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号召，立刻受到了全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的热烈的响应。我在布拉格出席世界工联理事会议后，正转道旧金山返回香港。在旧金山我同冯玉祥将军会晤，他对我说：应该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内进步同志及早参加到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在我离开旧金山的前夕，冯将军将一封亲笔信交给我，并且委托我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同在香港的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们商讨。我到了香港之后，就分别拜访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此生等同志，将冯玉祥将军的建议对大家说了。这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反蒋力量也在酝酿重新结合，大家看到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后，都很振奋，就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在香港坚尼地道国民党在港的革命同志碰头的地址开会，商量成立新的革命组织，何香凝同志提出这个革命组织应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她坚持一定要冠以“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以团结更多的国民党的同志来参加革命。她的提议得到了一致赞成。推举谁来当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呢？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非宋庆龄同志莫属。这时，庆龄同志在上海，大家委托我同她联系，请她俯允担任主席。

我通过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的关系，请俞志英同志到香港来。俞志英同志既在劳动协会工作，又在中国福利会工作，能够经常见到宋庆龄同志。我把李济深、何香凝等诸同志亲笔写在一张薄纸上的《上孙夫人书》，交给俞志英同志。主要内容是：“……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托俞志英同志带到上海面交宋庆龄同志，并且向她详细汇报我们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俞志英同志接受这个重大任务后，通过龚澎同志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同志，向他请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章汉夫同志对她说：你用不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参加这个革命组织，经她缜密考虑，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宋庆龄同志已把这个想法向我党谈了。我们党完全尊重宋庆龄同志的意见。章汉夫同志要俞志英同志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分别拜访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此生等同志，忙将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同志的意见转告大家。每个同志听了都很兴奋,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革命活动的支持,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爱护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而对宋庆龄同志的深谋熟虑更是异常钦佩。于是，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召开了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战的政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的联合政府。推举李济深同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同志为名誉主席。

三十三年前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经常展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思想是同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息息相连的，因此，她总是能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引导我们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宋庆龄名誉主席的这种崇高的革命情操，经常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现在，她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革命精神将鞭策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竭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