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党组织把我从上海市外事工作系统调来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当时我29岁。

1960年的一天，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宋庆龄主席问她保健院新来的那位王同志怎么样，李云告诉宋主席，王文瑞同志工作还可以，就是厉害一点。我听了心里想，我岂止厉害一点，我很厉害，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不分场合，弄得人家很难堪，因此有人怕我。但是我有一条原则：批评可以严厉一点，以后再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绝不给人作组织处理。李云又对我说，宋主席说想见见你。

一天，约好去淮海路宋庆龄主席的寓所。一路上我的心情忐忑不安，不知见面后应如何应对。但是一进到会客室，只见宋主席祥和的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让我坐下，请人递给我一杯茶水，宋主席亲手用叉子叉给我一只苹果，和蔼地说：“你吃吧，吃苹果不要削皮，皮有营养，已经消毒了。”空气很缓和。我汇报了医院收治产妇病人忙碌的情况，一年要接生近万人，把行政办公室和职工食堂都让出来增加床位收治产妇病人。宋主席说：保健院的同仁们辛苦了，为妇女儿童保健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我又汇报了张佩珠同志以及市里新调来的一批医技骨干力量和职工们不分节假日昼夜在医院工作的情况。宋主席听后高兴地说：“张佩珠是个好人，是个好医生”。我对宋主席说：医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房子，最忙的时候虽然把职工食堂、办公室都让出来作病房，但是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宋主席听了点点头。

李云同志曾经告诉过我，宋庆龄主席很关心我的战伤治疗情况，说如果在上海不能治疗，可设法转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宋主席很了解下属单位的工作情况，也很关心下属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体、生活情况，这使我很感动，也增强了我为保健院努力工作的自觉性。虽然我的伤疤疼痛反复发作，但我有组织上的关心，又有宋主席这位伟大女性的关照，我更应该义无反顾，忘我地带领工作人员把宋主席创办的事业做好。

1961年，我院被评为上海市医疗系统的先进集体（包括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龙华医院、瑞金医院、华东医院等）之一。1962年张佩珠同志代表我院赴北京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接受了一面近一米半高、半米宽的大红锦旗，并受到刘少奇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宋庆龄主席特地在北京的寓所接见了张佩珠同志，宋主席非常开心，对张佩珠同志说，保健院的同仁们为中国福利会增了光，嘱咐张佩珠同志：保健院今后要更好地实行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的方针，更好地为广大妇幼服务，再接再厉再创业绩。

张佩珠同志从京返院后，难掩激动之情，热泪盈眶地向我讲述了宋主席对保健院、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希望。我和张佩珠同志为创佳绩，为医院争创一流，心心相印，决心把党支部建成战斗堡垒，党员成为先锋战士，发扬先进，艰苦奋斗，夯实创新，真正为实践实验性、示范性和搞好科学研究而务实工作。

1962年，中福会执行委员在宋庆龄主席上海的寓所召开执委会会议，到会的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副市长及市教育、出版、文化、卫生等系统的领导。会议讨论了中福会今后的工作。当讨论到保健院要扩建病房时，中福会领导的意见是先盖四层楼，200张床位。我一听急了，当即举手说：根据医院的实际工作情况和今后的发展，200张床位不够，四层楼不够，至少要六层楼300张床位。这时我面对宋主席，见她微笑着轻轻地点头。当时会上未作结论，我急了。散会时各位领导向宋主席告别时，我急急地走到会场门外，待柯庆施、陈丕显两位首长出来上汽车前，连忙赶到他们前面，我对柯庆施书记说：“柯老，四层楼200张床位确实不够，请批六层楼、300张床位吧。”事后市里批准盖了六层楼，300张床位，还有一个约700多平方米的大地下室，外加一幢钴60镭锭放射治疗室房子，购买了钴60治疗装置，配备了镭锭设备。我深切体会到宋庆龄主席和各级领导对妇幼保健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保健院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条件得到改善。

每逢过春节时，如果宋庆龄主席在上海住，总是请下属单位的领导赴其寓所吃饭，我被邀去过两次。有一次她邀我坐在她身旁，不时为我夹菜，还亲手叉了一只鸡腿给我，说：吃吧。这时的宋主席真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我非常感动。我感到，这是宋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鼓励，鼓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宋主席当时虽不是党员领导，但她对党务工作者是很重视的。我内心立下志愿：为党的事业，为宋庆龄主席创办的妇幼保健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