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宋庆龄
——《今日中国》的创始人


2013-01-22 09:13:58     作者: 张 彦    字号: T|T    来源: 今日中国

在纪念《今日中国》创刊六十周年的时候,首先不能忘记它的伟大缔造者宋庆龄。1952年,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脑子里免不了带有各种各样的问号。就在这时候,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建议,由她来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亲自为这个杂志命名为《CHINARECONSTRUCTS》,中文刊名《中国建设》(1990年更名《今日中国》)。这个刊物自从以英文版创刊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以多种语言出版的著名对外宣传月刊,销行世界各国。

宋庆龄既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极其富于国际主义精神。她从不认为中国是孤立的,总是把它置身于世界进步范畴之内。她希望自己的国家不仅分享世界进步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力为之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宋庆龄这种“中国现代化先驱”的特色,了解得最为透彻的大概莫过于同样有过极为丰富经历的周恩来了。

创刊时,宋庆龄给刊物确定的指导方针,就是坚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反对说教,要以平等地位与读者对话。从一开始起,就强调与广大读者的联系,对读者来信的原则是“有信必复”。读者的反映、问题和意见都要经过主编过目,并作为制定编辑计划的重要参考。复信工作被视为杂志的“补充”,有的复信长达数页,俨然又一篇短文章。这样认真地与海外读者进行信件来往,确实有利于建立读者对杂志的信任,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有的长期老订户,书信不断,成了杂志社的老朋友。有一位热心的美国读者,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将杂志上的文章编成索引目录输入电脑,并给杂志社寄来。杂志上的“读者信箱”,从来都是深受欢迎的一个专栏。

密切联系读者,宋庆龄不仅为杂志制定了这条方针,而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自杂志创刊以来,直到她1981年逝世,她每期都要亲自书写信封,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好友寄去杂志,并征求意见。这些幸运的收件人,无不将其视为珍贵友谊的象征。有的,甚至把她亲笔写的信封作为“文物”保存起来,留作永久的纪念。

1958年,“大跃进”中刮起了浮夸风。宋庆龄在审阅编辑部送去的一篇关于中国福利会事业的文章时,敏锐地发现里面也沾染了某些浮夸色彩。她认为必须加以警惕,于是立即给编辑部写信郑重提出意见:“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这个情况应该讲得更明确些⋯⋯虽然我们有了很大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刊物每期出版后,宋庆龄再忙也总抽出时间来看。觉得有进步,必然加以表扬。如果发现什么错误,她也会提出严厉批评,她很不喜欢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通过口头、书信,或者电话,她经常和杂志社保持密切联系,并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具体的选题。由于她对刊物如此关切,虽然她人并不在杂志社,然而社里的人无不感到她的存在。

对她自己的文章,她总是谦虚地要求编辑部提出意见,而且总是以她坦荡胸怀和求实的精神对有益的意见和修改表示感谢。她的亲笔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一般都由对她文风非常熟悉的专家爱泼斯坦负责处理。一次,她看过修订稿后,立即来信说:“我同意在我的文章第四段中所作的修改。改得确实好,那句话原来太含糊了,现在读起来好多了。”1975年,当她听到有人说,她写的文章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别人改动时,她真生气了!她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每当杂志社给她寄去稿酬,都被她退回。但当她有事要社里帮忙时,总要真诚地表示感谢。她常说:“衷心地感谢你们,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

对于《中国建设》来说,宋庆龄既是它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同时又是它最具有威望和最丰产的一位作者。自1952年创刊号起,直到1981年她逝世之前,她为刊物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大多涉及重大题材。所有这些文章,都有她独到的见解和她与众不同的独特文风。她的英文也自成一格,高雅、简洁、朴实而又带感情,外国作家也不能不对之表示赞赏。她写文章,就和她平时对满座友人谈话一样,循循善诱,亲切感人,从不说教。谈到重大问题时,她总是高瞻远瞩,立场非常鲜明,观点毫不含糊。她讲的是大形势、大道理,用的却是最朴素的语言,平易近人,使人爱读,易于接受。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确切地说,二十多年闭着眼睛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今天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为寻求重新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而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正是在这时,“文革”中已被迫沉默了五年的宋庆龄,重新提起笔来,在《中国建设》杂志上颇有感触地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并不是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时代,而是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从这些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人物,怀着豪迈的心情,正站在高山之颠,充满信心朝着未来的世界展望。至于当前的挫折和困难,相对而言,不过是即将过眼的烟云罢了。

十年内乱终于结束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这历史转折的时刻,宋庆龄十分兴奋地为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写了又一篇具有深远意义的大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在这篇文章里,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她说:“三十年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接着,她又说:“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颠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宋庆龄还特意在《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她自己署名的《致读者》,向海外广大读者亲切谈到她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时的心情:

“我们的三十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有这些革命和斗争的思想和榜样都帮助我们前进。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忘记他们。”

在列举三十年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她也承认: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宋庆龄的文章,总是令人感到不同凡响,不仅气势磅礴、高瞻远瞩,而且无不以准确无误的事实和颠扑不破的真理服人。宋庆龄一向认为,写好一篇文章,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真实和有责任感。她曾经在1959年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这样说过:“至于说如何写中国,也和写其他任何主题一样,问题就在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否从有益的角度去看事物。是的,并不是一切事情都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在观察、总结、概括的时候,你必须有所选择。”

现在,宋庆龄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但是,她融合东西方文化高瞻远瞩的精神,一直闪烁着光芒。这不仅是她给我们杂志留下的珍贵遗产,也是鼓舞所有宣传工作者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她要求我们,要保证新中国的声音能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所听到和理解,包括过去曾经反对过新中国的国家和个人在内。她还要求我们,无论你的对象是谁,都只能是对他谈话,绝不能说教。

(2012年1月于北京)

• 张彦:曾担任《中国建设》第一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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