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本刊的奠基人。《今日中国》原名《中国建设》，创刊于1952年1月。原刊名是她亲自选定的。近三十年来，她作为出版这一刊物的中国福利会的主席，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全国性社会组织主要领导人职务的繁忙事务中，领导了本刊，给予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

这些年来，她为刊物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第一篇登载在1952年1月的创刊号上，最后一篇写于1981年2月，即她逝世前的四个月。

这些文章，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中六篇是介绍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全面成就的；六篇是关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四篇是专门论述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两篇是关于孙中山的成就和抱负的；五篇是专门谈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一篇是阐述战胜封建主义传统的必要性的；四篇是纪念性文章——其中一篇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一篇是纪念埃德加·斯诺的；两篇是特意为《中国建设》创刊纪念日而写的；一篇是为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而写的。

此外，她还给我们写了大量信件，其中许多是她亲笔写的。

她在为庆祝《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所写的题为《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中，不仅回顾了这本杂志的诞生，而且还追溯了其历史渊源。同时希望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三十年代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宋庆龄为我们撰写的大量文章，涉及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反映了她的活动以及她对一系列国内、国际事务和问题的见解。

我们怀着无限深情，翻阅了她写给我刊的全部信件。这些信件既反映出她对我们刊物的亲切关怀，也显示出她的原则性和高尚品质。

在任何时候，她都反对只报道成绩而回避问题。

1958年，正当“浮夸风”遍及全国之际，她在写给本刊一位编辑的信中，对刊物准备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福利事业的文章提出了意见：

“稿件昨晚收到。

“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这个情况应该讲得更明确些⋯⋯虽然我们有了很大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第四页上讲到了这一点，但可以讲得更清楚些，因为从这里到文章结尾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现在我们可以解决每个人的困难，而且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

“第二点建议是，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救济仍是必要的，但国家要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立即直接发放救济；二是组织人民同自然作斗争。通过各种措施改变自然条件，用比以往强大得多的能力变灾区为稳产、丰产区。”

她以她特有的谦虚态度补充道：“这是我的两点意见，倘能写入这篇文章之中，当不胜感谢。”

在这封信中她还提到，那时她正受病痛折磨，感到很苦恼：“因患神经性皮炎，遍及全身，一直行动不便。连日来夜不成寐，使我体质减弱⋯⋯”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在百忙之中不仅抽时间看了那篇稿子，而且在第二天上午立即写了上面这封信。她常常对文章选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从1952年她提出“应该报道点有关中印友谊的情况”，到1975年她在上海写的一张便条中建议“登载一篇文章介绍这里外科手术的惊人成果”，她给刊物提出了许多建议。

对她自己的文章，她总是谦虚地要求我们提出意且，加工修改，而且总是以她独特的坦荡胸怀和求实精神对有益的意见和修改表示感谢。“我同意在我的文章第四段中的修改。改得确实好。那句话原来太含混，现在读起来好多了”。1975年，当她听到有人曾说过她写的东西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别人改动时，她真生气了。她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当我们付给她稿酬时，她总是拒收。例如，1958年11月她写道：“不要给我寄稿费来。”

当她请求帮助时，总要真诚地表示谢意。例如，1976年她写道：“衷心地感谢你们，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

同时，她不喜欢工作中的粗心大意，总是严厉指出杂志中出现的可以避兔的错误，特别是事实性的错误。

她甚至关心到刊物的发行量和订户情况。1956年，她到印度作国事访问时，特地写信问我们，在扩大杂志发行方面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助。

1960年，当杂志发行工作委托给中国国际书店后，她提出发行部门不宜与编辑部完全分开。同时明确表示，对直接关系着刊物推广发行的方针、计划等问题我们仍有权决定。

在出国访问期间，她有时还为我们购买需要的文具用品。例如，也是在1956年访问南亚三国时，她从巴基斯坦拉合尔写信给我们，“用铅笔草草写这封信，请原谅。虽然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但必须把这封信寄出。在我们所访问的三国中，根本买不到尼龙打字带⋯⋯现寄上一盒雷明顿打字带⋯⋯”(在50年代时，我国打字带的油墨质量较差而且也不耐用。)

在节日、刊物出版周年纪念，或刊物开辟新的文版时，或当她觉得我们哪一期刊物办得很出色时，或者当她在国内或国际的频繁交往中听到有关对我们工作的好评时，她总要写信给我们表示祝贺，以资鼓励。

除了定期同刊物负责人接触外，在创刊十周年纪念的那天，她来到我们办公室，同全体工作人员握手，亲切交谈。

这就是我们当代伟大的女政治家不辞劳苦、踏实苦干、平易近人的作风。

她十分关心我刊中文版的创建，在1980年10月的创刊号上亲笔签名题词，1981年3月她在给我社写的信中还说：“希望此版日益成为海内外同胞、港澳同胞欢喜阅读的刊物。”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将《中国建设》易名为《今日中国》也是她生前的遗愿。早在1953年国家的经济恢复基本完成并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鉴于《中国建设》英文含有“重建”之意，不太适合新情况，她本人曾给我们写信“请给我们的杂志想一个好名字吧”。此事由于种种原因而拖下来。将进入90年代之际，我们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终于下决心易名为《今日中国》，但仍然执行宋庆龄生前确定的编辑方针。

我们将永远怀念她。她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将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力求不辜负她的希望。

（原载1992年《真实报道的传统——今日中国创刊40年文集》）

• 爱泼斯坦(1915.4.20 - 2005.5.26)：曾担任《今日中国》总编辑、名誉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