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


声音:一个对外传媒的传奇


2013-01-21 16:02:21     作者: 李 霞    字号: T|T    来源: 今日中国

大草厂胡同16号⋯⋯这里曾经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高台阶,红漆大门,四面的瓦房环抱中间的小庭院,一位清朝的公主曾经在这里居住。在1952年1月,这里成为一个宁馨儿⋯⋯《中国建设》(英文版)(现名《今日中国》)的诞生地。

宋庆龄的孩子

十分幸运,《中国建设》诞生于一位伟大女性之手,她就是宋庆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1951年,新生的共和国正处在战后的重建中,人民摆脱了旧势力的压迫,开始了新的生活⋯⋯工厂重新开工,农民分到了土地,全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认为五十年代初期这段重建的日子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光。

周恩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了把当时中国真实的情况传达给外界,打破西方霸权主义的封锁,打算创办一本杂志,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想到了宋庆龄。

从二十多岁便跟随孙中山谋求中国百姓解放之路的宋庆龄,曾经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她的父亲是基督徒。宋庆龄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同时富于国际主义精神。人类和平和友谊成为她一生追求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以及战后中国重建的历程中,她以圣母般的情怀和形象,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景仰和西方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宋庆龄差不多是一个天生的宣传家,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读书时,她就是校刊的文学编辑,她的英文文字修养即便是在全校数百名美国学生中也属佼佼者。在与孙中山共同为革命奔波的年代,宋庆龄成为他在外事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她经常给世界各地的友人写信,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同时通过创办英文杂志——三十年代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等对外传播的手段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同情和支持。由她创办一份新中国的对外传播杂志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1951年8月30日在上海中国福利会的办公地点,《中国建设》首次筹备会由宋庆龄主持召开。会上规定了杂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世界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内容⋯⋯“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作为一本具有民间色彩的杂志,还制定了这样一些规定:“一般不刊载文件和政治报告的原文、理论、政治和军事文章。”同时要求内容充实,雅俗共赏,并配以插图或照片。

宋庆龄把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的工作委托给金仲华和陈翰笙。金仲华是著名的国际传播专家、上海市副市长、宋庆龄多年的挚友,陈翰笙早年就读于美国柏玛拿大学,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和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精通英、德、俄等国语言。因为他曾在香港编辑英文《远东通讯》,宋庆龄认为他学识精湛,经验丰富,堪当此任。陈翰笙的夫人、摄影家顾淑型女士也参加了《中国建设》的工作,担任杂志社的“彩色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还从美国请来了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先生任执行编辑,他的夫人邱茉莉女士也应邀担任《中国建设》的顾问。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的李伯悌被邀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中国建设》就在这些人的手下开始了它的对外传播历程。

创刊之始,编辑部设在北京的那所四合院中,负责印刷和发行的经理部则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

想象一下古老而传统的北京四合院中,充满了英文打字机的声响,活跃着有着国外留学经历的半洋人和真正洋人的身影,人们几乎可以从这种差异中感受到新中国的包容性。一个民主人士与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共创的英文杂志,体现了新中国领导者特有的眼光与胸怀。

《中国建设》“口含银匙”般的诞生经历使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同一般的境遇,并由此为中国对外传播和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与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已有上千种报刊传向境外相比,《中国建设》算得上是一块对外传播的试验田。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伟大的土地改革中获得田产和农具的农民们兴高采烈地带着新的财产返回家中。到1951年底,土改已经使中国的3.1亿农业人口获益。”(Peasants who have received farm implements as well as land in the division of estates under China's great land reform return home happily with their new possessions. Up to the end of 1951, the land reform had benefitted 310 million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这是1952年《中国建设》创刊号封面的图片说明。那是一幅依然令今天的中国人激动的图景⋯⋯面带喜悦之色的农民衣着整洁,意气风发地迎面走来。没有人相信仅仅在两三年前,这些人还是既无田地也无权利的最底层的被压迫者。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开始了人的生活,有了人的尊严和权力。

就是从这一期开始,一个崭新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依据杂志的宗旨,《中国建设》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和人物,告诉外界变革中的新中国真实的情况。五六十年代,正当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产生病态的恐慌和仇视,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试图从殖民主义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被西方的霸权封锁着的中国之声,就这样通过《中国建设》这一窗口,传播到外界。

在早期的《中国建设》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内容:新中国的新妇女,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城市人民的居住问题;一些外国友人来中国的观感也是当时杂志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幼章(James & Mary Endicott)夫妇的《今日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 Today),斯考特·尼尔林(Scott Nearing)的《中国今昔》(ChinaThen and Now),威尔科克思(Henry Willcox)的《在建筑者眼里的中国》(Through a Builder's Eyes),罗塞尔(Dora Russell)的《在三十五年后重访中国》(Thirty -FiveYears After) 等,它们的主题都是惊叹新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充满信心和幸福感的生活。

尽管被西方封锁,但新中国以一种寻求友谊与和平的姿态塑造着全新的形象。这从《中国建设》关于中外文化交往的报道上可见一斑。《中英文化关系》(郭沫若)(We Want the Same Things-on Sino-British Cultural Relations),《英国画家在中国》(霍加斯)(English Artist in China, Paul Hogarth),《中国艺术团在西欧》(金仲华)(The Chinese Theatre in Western Europe),《中外动物交换》(谭邦杰)(Animal Exchange with Foreign Countries),《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王寿鹏)(Latin-American Literature Comes to China)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往,以及友好国家对新中国的认可和重视。

正是《中国建设》传达出的关于新中国日益进步,繁荣向上的风貌,使得国外的人们对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几位来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的华侨称,他们因为在海外看到了《中国建设》描摹的新中国的景象而受到莫大的吸引,决定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5月号上刊出了一位名叫Angelina Mingardi的英国读者写给编辑部的信:“我要指出的是《农民们得到了什么》是一篇好文章,因为它涉及到了新实行的农业政策,不可避免的错误以及如何解决。报道的真实是一个杂志的基础。我十分赞成这一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当年的窗口渐渐与大开的门户并立,中外交往的途径不再单一,《中国建设》也开始了新的历程。1980年10月,中文版创刊,其读者对象是海外的华人华侨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人士。1990年《中国建设》更名为《今日中国》,这差不多是宋庆龄多年的一个想法,因为ChinaReconstructs 有“重建"之意,更适合新中国初建时的情形。此时的《今日中国》作为中外沟通的媒介,除了介绍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之外,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服务性。

外国人的嘴 中国人的事

“瞧,某某终于上路了,”在今日中国杂志社,这差不多是对年轻记者最好的褒奖。

作为一本对外报道的多文种杂志,它面对的读者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和政治信仰。正是这样的差异,使得在这里工作的编辑记者有一门必做的功课——了解外国人的文化,发现其与中国文化的差别。

就发行量最大的英文版来说,其对象是英语国家的读者,事实上,编辑们对英美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更关注些,因为它们有一定的代表性。说到中美文化差异,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凡事持中间态度的时候多些,回答问题时常避开“对"“错”,而喜欢用“没准”“也许”“可能”这样的模糊说法。中国文化素来重视高低、长幼、尊卑之分,与崇信独立、平等的美国文化不甚相同,这一点从书写信封的地址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顺序是国家-省-市-街道,美国人则相反。中国人重集体,轻个人,《今日中国》杂志的前辈沈苏儒先生在他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中举例说:旧时的汉语将“我”谦称为“鄙人”“不才”,美国人相反,“我”总是要大写的。甚至吃饭,中国人都要一桌人集体吃所有的菜,西餐则各自吃自己的一盘。

改革开放前后,编辑记者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目的略有不同。开放前,主要是为了编辑适合读者口味的内容,采用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借外国人的文化习俗来讲述中国的事情,使他们产生认同感。开放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了不同,记者基本上在以一种平常的心态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用相互的了解达到彼此的沟通。

早期编辑部对年轻人的培养方式是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才,所谓“赶鸭子下水”。派他们到全国各地采访,提出严格要求,并让他们直接用英文写稿。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坎坎坷坷,生活丰富多彩,《今日中国》的编辑记者们经历了如此丰富的实践锻炼,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宝贵人才。

近几年,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沈苏儒先生出版了两本谈对外传播理论的专著《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和《对外传播学概要》,通过介绍中外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总结了对外报道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几十年来,这一条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借外国人的嘴,说中国人的事达到传播的效果,因而成为新入行的年轻人的工作指南。

谁在说?

初创时,《中国建设》的发行范围有限,大多在友好的国家才能正常发行,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其领导人与新中国领导关系甚佳,有些与宋庆龄也有着长久的友谊,为杂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西方世界它被视为禁物,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及对中国进行封锁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将《中国建设》列入“不得进口的出版物"的黑名单上,并且命令邮局和海关如遇这类刊物就就地销毁。个人若收到这一刊物,必须向当局登记。在欧洲,即使已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对《中国建设》这样的非官方刊物实行各种限制。

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宋庆龄,都深谙对外传播主体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传播效果的关系,加之他们二人的影响力,使得这本杂志从创办那天起就有了一个适应对外传播特点的编委会:金仲华,著名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著名经济学家;钱端升,著名法学家;李德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社会活动家;刘鸿生,著名实业家;吴贻芳,著名教育家;吴耀宗,著名基督教人士。沈苏儒先生在他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中分析这份名单的特点说:“所有成员不但在国内并且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威望,他们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又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再加上宋庆龄本人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地位,使《中国建设》作为对外传播主体对外国人有较大的号召力和亲和力。”

从创刊到宋庆龄离世的三十年里,她对这本杂志倾注了无限的关爱。她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她还常常亲自审阅一些重要稿件,细心阅读已出版的刊物并经常写信给编辑部,对刊物的编辑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每当她觉得哪一期杂志办得较出色,或者当她在国内或国际的交往中听到对刊物的好评时,总要写信给编辑部表示祝贺。1960年1月号刊物出版后,她立即写信给编辑部说:“我很喜欢这一期杂志,特别喜欢这一期的封面(一个小女孩手捧和平鸽的木刻作品⋯⋯作者注)。整本杂志很生动,很有趣。我认为它会收到好的反映的。杂志的编排比前几期有进步,在这方面当然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杂志的发行量和订户情况。1956年,她到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前,特地写信问杂志社在扩大杂志发行方面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助。每期杂志出版后,她都要亲自寄出几十份给国外的许多老朋友,以扩大刊物的影响。

创刊之初,宋庆龄与刊物的主办者既是朋友又是同事的特别关系,使得这本杂志颇有些同仁杂志的味道,而杂志社本身更有一种家庭式的氛围。1957年1月,为庆祝创刊5周年,几位著名的画家创作了大幅漫画⋯⋯编辑部生活大观,生动地再现了这种大家庭的气氛。

杂志社原第一总编辑张彦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架起友谊和了解的桥梁》中写道:“无论何时重睹这张漫画,都不能不勾起对当年那个温馨大家庭的怀念。那时,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距离,彼此是长幼兄弟姐妹关系。相互亲切地直呼老方、小孙、大谭、小谭、艾培(中国工作人员对爱泼斯坦的称呼⋯⋯作者注)、爱尔西⋯⋯或者干脆叫洋名字Betty、Barbara、Marian⋯⋯唯独对编委会副主任陈翰笙例外,大家都尊称他‘翰老’。这不仅由于他是社里最年长的长者,还因为他十分严肃,对己对人都极其严格。

“执行编辑爱泼斯坦和翰老一样,不仅是杂志的创始者,也是杂志优良传统作风的奠基人。对这两位前辈,人们既不免多少有三分害怕,但却不能不五体投地由衷佩服,谁都知道,不管什么人的稿子,只要到了爱泼斯坦手里,没有不改动就能通过的。在这个大家庭里,对工作虽然要求严格,业余的文艺生活却非常轻松活泼,还颇有特色。每逢节日联欢,各部门都有自编自演的节目。⋯⋯春秋佳日,全社中外同仁和老少家属外出郊游,也已形成《中国建设》大在家庭的一个优良传统。”

就是这样,《今日中国》的人们像大家庭一样生活着、工作着,在今日中国,又把这美妙的感受传达给外国读者。在东方,在西方,大家共同分享着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不断进步、收获的喜悦。

游走于历史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八十岁的法国读者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她说她从60年代就开始订阅《中国建设》,非常关心中国的情况。但是文革动乱使她“感到失望和迷惘”,从那时起,她不再读《中国建设》。直到她听说中国开始“第二次长征”时(指改革开放⋯⋯作者注),她才重新订阅这本刊物。

尽管是“口含银匙”降生,《今日中国》这本杂志依然是降在凡间,经历的也是平凡的生活,它无法超脱于现实之外。无论是反右、大跃进还是文革,它受到的影响可以从杂志的内容上看到,更可以从读者的反映中看到。大跃进时期的稿件中有《十五年超过英国》、《里弄轧钢厂》;文革时,在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栏目中,有这样的题目《什么叫斗、批、改》;这样的特写《红卫兵造反精神万岁》、《红太阳照亮了北京针织总厂》等,以至于有读者来信说:你们已经完全走向反面了。有时一个句子人们得念两三遍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位新西兰读者写信批评编辑部:“《中国建设》一直是一本在国外受欢迎的中国杂志。但现在你们净登这些口号式的东西,很快你们就要把读者丢尽了。”

幸运的是,周恩来和宋庆龄以科学和理性的头脑把握着杂志的基调。1958年,编辑部将一篇关于中国福利事业的文章送给宋庆龄审阅,她发现里面带有一些浮夸色彩,便给编辑部写信郑重提出意见:“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她认为文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现在我们可以解决每个人的困难,而且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

当《中国建设》为紧跟政治形势,打算“加强政治内容”以便使成其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刊物”时,周总理通过助手转达了他的意见:“《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时政英文刊物《北京周报》的前身——作者注)等没有多少区别,反而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文革中,《中国建设》依然没有停刊,而在当时,这是不少报刊难逃的厄运。也正因如此,它才用它的笔,以它的行为轨迹,为中国对外传播史上一个特定的年代留下了一份令后人反思的记录。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今日中国》从单一的英文版,逐渐增加了西文版、法文版、阿文版、德文版(1978)、葡萄牙文版(1980)、中文版(1980)和英文北美版(1983)。为了增强时效性,北美版、阿拉伯文版分别改为在旧金山、开罗就地印刷、出版、发行,以便与读者对象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向国外读者介绍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今日中国》曾用三年的时间对中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省市进行了系列报道。为突出生活化的杂志风格,80年代后期,编辑部推出了两组普通人生活的报道。一组是《北京人的一天》,将普通人一天的生活分解为早晨、白天及午夜三组特辑,反映各行业普通人的生活侧面。另一组为《人生之旅》系列报道,选取二十四位普通人从出生、童年到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经历,包括入学、就业、退休等阶段。这样的报道方式和内容在当时国内新闻界也算得上独一无二。读者们在经历了文革假大空报道的过程之后,对这种真实而富于人情味的方法十分认同,一个开放进步的中国的形象就这样渐渐树立在外国读者心中。

1990年1月号,按照宋庆龄的遗愿,刊名由《中国建设》改为更富有时代感、更符合这本综合性对外报道刊物性质的刊名——《今日中国》。这个时代,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今日中国》依然客观、权威地报道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以及在中国身上发生的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点的变化首先是2000年开始的英文版、中文版改版,采取全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内容更加丰富;其次是各文版陆续加盟互联网,为各国读者开辟了一条快速了解今日中国的通道。

有趣的是,今天的《今日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读者的喜爱,他们把这本多文种的杂志当作学习语言、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一个途径,也许《今日中国》的一个新的变革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那就是同时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架起中国人了解外国的桥梁,这是《今日中国》的机会,谁又能说这个机会不是基于中国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呢?

尽管就在北京,尽管老人们依然健在,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创刊之初的办公地点,大草厂胡同16号那座精致的四合院是否安在。杂志社早已在1958年搬至今天被称作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大楼中。在这里,一群近乎狂热地执著于对外传媒的人们,用他们的热情和信念,将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人们,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着一座沟通之桥。在这座有着近五十年历史的灰色大楼中,《今日中国》的传奇将在中国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一笔。

(原载2002年第1期《今日中国》)

• 李霞: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人民画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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