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迎来创刊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宋庆龄当年创办《中国建设》的光荣历程，梳理宋庆龄的办刊思想，发掘它的现代意义，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做好《今日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对我们训练队伍和培养外宣人才也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我查阅研读了很多史料，像保盟《新闻通讯》和宋庆龄年谱等，对宋庆龄的办刊思想有了一些思考所得，就此谈谈我的想法。

我认为，宋庆龄的办刊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为国家服务的大局观和使命感，这应该是宋庆龄办刊思想的第一条。宋庆龄当年创办《中国建设》是想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舆论封锁，向西方世界介绍当时的中国情况，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在，西强我弱的局面仍然没有打破，还是旧的格局。怎么样把现在中国的多样性介绍给国外，仍然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

第二，宋庆龄的国际意识超前。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要内知国情，外晓世界，她当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她强调《中国建设》报道的世界意义，要求立足中国实际，回应国际舆情，她的世界眼光非常开阔，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现在搞本土化，搞国际化，没有内知国情，外晓世界的国际意识是做不好的。

第三，真实报道的传统。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说，要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真实性是一本杂志的生命力所在。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偏离真实性的危险，我们今年也差点出问题。今年我们为配合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里的一篇稿子，讲的是对某位名人的采访，里面所有的数字、年龄和所说的话都是三年前的事情，幸亏那个稿子三年前我见过，否则如果刊登在杂志上面，会出现重大的政治事故。历史上，毛主席曾高度赞许我们《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做法，他认为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作为后来人，我们不能丢了好传统，愧对毛主席。

第四，政治性。我们的杂志无论叫《中国建设》也好，叫《今日中国》也好，往往从生活的角度强调它的定位和内容。但我们的杂志也有时政内容，有一定的政治性内容，刊物名称（China Reconstructs）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就像刚才张彦同志所说，凡是重大的政治性内容，都请宋庆龄亲自写。只不过宋庆龄一直强调，我们的杂志要和《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区别开来。例如，在1952年第3期的“致读者”里面，宋庆龄要求报道解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变化包括政治变化。而且事实上，她也明确要求我们杂志对攻击中国的问题要有回应，不能听着跟没事一样，那不行。所以，我们的杂志是有政治性的，但不宜过多，要有跟其他媒体的差异。这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些困惑，我们不能否认杂志的政治性，我们要做的是更好地针对读者的关切，技巧地把政治性融入日常报道中而不叫人反感。

第五，时效性。我们杂志应不应该讲究时效性？1960年11月份，宋庆龄给鲁

平写信，肯定了我们杂志的内容比较及时，但是她要求我们更努力，使杂志更及时。她在信中特别提出来，要求培养编辑的预见性和新闻敏感性，并且把及时性提高到和西方媒体竞争的高度。她谈到了西方媒体对很多中国事情反应非常及时，谈到媒体间的竞争。我们现在搞本土化，媒体竞争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外国媒体进入中国，中国媒体走出去，我们如果拖拖拉拉，反应迟缓，在媒体竞争中绝对会打败仗。当然，她在强调报道及时性的同时，指出我们杂志也要拿出大块的版面做深入报道，她用的话是“杂志在一定时间之内要拿出一定版面做大块文章深入报道”，所以我们要处理好深度报道和时效性的问题。

第六，读者定位。在1951年8月30日《中国建设》创刊筹备会上，宋庆龄很明确地确定了我们杂志的读者对象。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杂志要明确读者定位，是雷打不动的一个规则。外文局和中宣部对我们的杂志都有阅评，其中提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说我们定位不准确，由此导致内容庞杂无序，没有明确的读者对象。我们的本土化文版越来越多，英文有北美版，阿文早就在开罗设点，西文有墨西哥版和秘鲁版，马上还要办巴拿马、委内瑞拉版，如果我们还用一套通稿对付所有文版的读者，这条路是绝对行不通的。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筹备2011年第1期的时候，我们在编辑体制上面做了一个重大改革，恢复到原有编译合一的体制上，要求各文版根据自己的读者定位和特殊需求，独立策划选题，做有针对性的特色内容，加强双边多边关系报道。2011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西文版有一百七十一篇双边关系报道，作者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长、副部长和驻外大使，以及对象国的总统、副总统和大使等。我举几个例子：秘鲁驻华大使到中国来还没递交国书，就提出到今日中国杂志社来，后来在大使官邸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我去年到墨西哥采访坎昆气候大会，虽然一些墨西哥政治人物对中国不太友好，但因为我们在墨西哥有分社，有影响，现任总统卡尔德龙特意邀请我们参加他的活动，还接受我们的专访；今年我又去墨西哥，敢于顶住美国压力坚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总统埃切维里亚接受我们独家采访，他一开始就夸我们报道辛亥革命专题的第10期好，然后谈他当年怎么会见毛泽东、怎么和美国对着干等事情，他前后七次访问中国，对中国非常友好。我想说，我们每个文版做有特色的内容，是会受到外界认可的，效果会非常 好。我们今年杂志稿件被境内外媒体大量转载。我在墨西哥亲眼所见，《宏观经济杂志》用大量篇幅转载我们建党九十周年、专访厄瓜多尔总统、兵马俑考古新发现等内容，还等着转载我们神八发射和杂志创刊六十年等内容。

第七，队伍建设。当年，我们拥有知名度极高的专业的编委会、强有力的编辑队伍和社外作者群，还有大量的外籍专家，和我们社里编译合一的体制。这是当年杂志能够红红火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宋庆龄的办刊思想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比如宋庆龄亲自写稿、写信封、给读者寄杂志、做通联、做发行等等。作为一个领导人，她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和注重示范的表率作用，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的。作为后来人，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宋庆龄的办刊思想，也要向更多的老同志请教我们杂志还有哪些好的需要发扬光大的传统。（2011年11月29日，在中国福利会征集《中国建设》早期史料座谈会上的发言）

• 唐书彪：《今日中国》代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