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庆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于1952年1月创办我们这本对外报道刊物的时候，她亲自确定它的英文刊名为“China Reconstructs”，原意是“中国重建”，在中文表达中简化为“中国建设”。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整个国家经历了长期战争，正在从事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艰巨任务。《中国建设》创刊号向读者宣布：“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创刊号的封面照片就是一些农民扛着农具走向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刚刚分得的土地。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革。封底是一幅动人的木刻——工人们正在修复遭到战争破坏的鞍钢。《中国建设》最初的外国读者正是通过这本杂志的报道，了解到当时正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开始建设新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

在创刊后的29年中，宋庆龄作为出版《中国建设》的中国福利会的主席，尽管由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全国性社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而公务繁忙，却仍一直亲自领导这本杂志的工作。她亲自制定了《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福利等方面的发展，以使国际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作的努力。她还提出，《中国建设》要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期间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的《新闻通讯》所建立的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她亲自为杂志撰写稿件，审阅稿件，细心阅读每期出版的杂志，经常写信给编辑部，对杂志的编辑工作作重要指示。她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其成员为：金仲华（著名新闻工作者、社会活动家）、陈翰笙（著名经济学家）、钱端升（著名政治学家）、李德全（卫生部部长、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遗孀）、刘鸿生（著名实业家）、吴贻芳（基督教界领袖人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和吴耀宗（基督教界领袖人物），由金仲华和陈翰笙分别担任编委会的正副主任。编委会定期开会，讨论和确定每期杂志的主要内容。编委会的成员还为杂志撰写和约请其他人撰写重要稿件。

《中国建设》创刊以后，在宋庆龄的亲自领导下，并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经过杂志社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迅速成长起来。

1955年，杂志由创刊时的双月刊改为月刊。1957年1月，《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时，这本杂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深受读者的欢迎，开始驰名于世界。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政界领袖吴努、南非黑人领袖莫西·科坦、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等都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发来了贺电。

周恩来总理也为祝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而亲笔题词：“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他随后又对《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作了指示：“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1958年，毛泽东主席看到《中国建设》杂志，赞许说：中国建设杂志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

从1960年起到1966年为止，《中国建设》陆续增加了西班牙文版（1960年1月）、法文版（1963年4月）、阿拉伯文版（1964年3月）和俄文版（1966年1月创刊至1978年12月停刊）。

长期以来，《中国建设》遵循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确定的编辑方针，强调杂志的报道要实事求是，要用事实说话，要具体生动，内容要丰富多彩，形式要活泼，要适应国外最广泛阶层读者的接受能力。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中国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波及全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发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言过其实的报道，并准备刊登一些内容空泛的政治性文章。宋庆龄对此提出了批评，强调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必须注意表现《中国建设》自己的风格。周总理也提醒编辑部：“《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在宋庆龄和周总理的批评和帮助下，杂志这方面的缺点得到了克服。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极“左”思潮更加泛滥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建设》也和国内其他报刊一样，发表了一些“假、大、空”的报道，并以政治口号代替事实。对此，友好的读者立刻提出了批评。一位新西兰读者写信批评编辑部：“《中国建设》一直是一本在国外受欢迎的中国杂志。但现在你们尽登这些口号式的东西，很快你们就要把读者丢尽了。”

1971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下放劳动的编辑人员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他们根据周总理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注意在杂志上刊登一些有实质内容的报道，增加了有关医药卫生、少数民族、城市和地区介绍、文物考古的报道、开辟了“中国地理”专栏，使《中国建设》内容多样化的特点有所恢复，国外读者反映较好。但到了1974年，又出现了新的倒退。“四人帮”为了篡权，制造了种种谬论和谎言，并通过全国报刊加以散布。《中国建设》也刊登了这类歪曲报道，严重损害了杂志的形象。

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后，特别是1978年底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全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建设》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恢复和发扬宋庆龄、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所倡导的那种报道方针和风格，杂志的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报道实事求是了，内容开始多样化了，恢复和增设了一些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在文字表达上也比较通俗易懂了，形式上也较为活泼了。从1979年起，杂志的开本由创刊时的十二开改为十六开，以便于读者携带，整个杂志的版面设计也有了变化。国外读者很快就有了反应，认为杂志在许多方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进。

从1978年起，又陆续增加了德文版（1978年1月）、葡萄牙文版（1980年1月）、中文版（1980年10月）和英文北美版（1983年1月）。

从1979年起，为了使各文版具有自己的特色，更加切合本文版读者的需要，各文版除了采用采编部（中心编辑部）所提供的通稿外，还针对本文版读者的需要采写和编写一些专稿和增设一些专栏。这类专稿和专栏在中文版约占篇幅的一半，在各外文版约占篇幅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使各文版的针对性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增强。以供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阅读的中文版为例，它通过专稿和专栏积极报道海峡两岸的交流，并在国内出版的报刊中率先为海峡两岸和海内外长期离散的同胞服务。它从1981年1月号起开辟“寻亲访友”专栏，大量刊登寻人启事，帮助许多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同大陆眷属或亲友重新沟通联系以至团聚。从1984年2月起改出《寻亲访友》专辑（附册），继续帮助离散的同胞传递信息，沟通联系，后又增加了系统介绍祖国各地的乡土风貌、经济建设、旅游服务等方面情况的内容，从1989年起又将《寻亲访友》专辑改为《探亲与旅游》专辑，增加了贸易投资咨询服务的内容。中文版以它富有特色的报道，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1984年，中文版编辑部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全国先进新闻集体”称号。

在改进报道的文字表达方面，各外文版也作了很大努力。特别是在将采编部提供的中文稿译成外文的过程中，注意在保存原意的前提下，通过外国改稿专家的帮助，对稿件进行必要的加工，使之在内容上更加适合外国读者的要求并去掉“翻译味”而成为流畅的、地道的、合乎外国人阅读习惯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各个文版的许多外国专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对稿件进行“再创作”，使各外文版杂志尽可能成为外国读者喜欢阅读的外文刊物而不是翻译刊物。四十年来，我们杂志已有八十三位外国朋友先后在各外文版工作过，他们为提高杂志质量作出了很大贡献。

为了加强实效性，英文北美版1983年1月创刊时便在美国印刷发行，阿拉伯文版从1984年1月起改在埃及印刷发行，中文版从1986年1月起开始在香港印刷发行。杂志社先后派出了常驻美国、埃及和香港的代表，加强了与这三个文版读者的联系。

为了争取广大读者的支持，共同耕耘这块园地，我们杂志十分注意征集海内外读者的来稿，1988年，中文版开辟了《海外之声》、《留学生之页》两个专栏，并举办了《我的异域生活》征文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海外和境外的读者都踊跃向中文版投稿。1988年9月，我们杂志举办了《在龙的故乡》摄影作品征稿评奖活动和摄影作品展览，海内外摄影爱好者踊跃参加，得到社会好评。198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中国建设》英、法、德三个文版举办了《我看中国》文章与图片征稿评奖活动，也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响应，收到了来自十四个国家和海峡两岸应征文章三百四十篇和应征摄影作品近百幅，从中评出获奖文章二十五篇和获奖摄影作品五组。《中国建设》杂志陆续发表了所有这些获奖文章和图片以及其他一些优秀的应征文章和图片，大大丰富了杂志的报道题材和内容。

当九十年代快要到来之际，我们杂志在自己的发展史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决定按照宋庆龄的遗愿，将刊名由《中国建设》改为一个更富于时代感，更符合我们这本综合性对外报道刊物的性质和特点的刊名——《今日中国》，并从1990年1月号起，启用新刊名（中文版则启用《现代中国》的刊名）。启用新刊名以来，我们《今日中国》杂志仍继续执行宋庆龄生前制定的编辑方针，保持杂志原有的性格，努力做到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能为雅俗所共赏。中文版《现代中国》则继续遵循宋庆龄在中文版创刊题词中所提出的办刊宗旨，努力“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

40年来，我们这本综合性对外报道刊物已从单一的英文版发展为七种文字八个版本，发行到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它以引人入胜的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各地赢得了广泛阶层的读者，并已成为他们最喜爱的刊物之一。

1985年，我们的杂志在北美地区进行了读者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一、91.7%的读者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41.4%的读者在教育、医务和科技界工作，有37.2%的读者在工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二、喜欢到中国旅游的人都阅读《中国建设》。三、有56.5%的读者在阅读后，将杂志保存起来作为资料；有25.5%的读者将杂志转交给亲友阅读。

1991年初，我国驻美使馆文化处也向我们杂志的读者进行了一次调查。该处1991年4月1日来信谈到：

“今年初，我处向四十七名《今日中国》的长期读者发函征求对该月刊的意见。答复的三十一名读者一致认为《今日中国》是一份很好的刊物。其中很多热心的读者都列举了他们喜欢的题目和文章。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修女写道：‘很喜欢文章涉及的地点的简图，这是中国的《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我每次看完都放在候诊室里，让前来治病的人看。很多病人都十分喜欢它，还有人询问，开始订阅。’一位中学教师写道：‘介绍中国的文章很有用。’他还列举了近年来他所喜欢的文章，如关于孔子、妇女、少数民族风俗、修复长城等文章。还有一位郡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来信中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刊物，我们将每期都传阅三个星期。’读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刊物封面的彩色照片及彩色插页最受欢迎，此外，就是语言、艺术和烹调。中国的历史、习俗、旅游等也十分受欢迎。几乎每一位读者在回信中都对《今日中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陈香梅女士建议：‘希望能多一些介绍文化、贸易、中国领导人生活及作家、艺术家等文章。’一位大学教授希望多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报道⋯⋯。”

我们的杂志在世界各国都有它比较稳定的基本读者群。我们有很大一批老读者长期以来与我们编辑部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每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都往往要访问我们的编辑部，对杂志的编辑工作提出各种建议并在回国以后还常常寄来他们撰写的访华观感的文章，希望能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在我们老读者中间，还有不少人热心为我们杂志进行宣传推广，为我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新读者。仅仅英文北美版的一些老读者，就在这方面有许多感人的事例。

1989年4月，我们杂志社收到一位长期阅读《中国建设》北美版的留美学生的来信，她在来信中谈到她如何喜爱《中国建设》并如何为它进行宣传推广。她在信中写到：

“记得上个月末，我带着一脸倦意从学校回来，按照常规先查看邮箱，一本彩色封面的《中国建设》从信箱滑到手中，在迫不及待的翻阅中，饥饿与疲劳被忘在了脑后。我住在一幢女生宿舍，二三十个姑娘友好相处，中国报刊是我了解祖国动态唯一渠道。⋯⋯看着手中这印刷精美、纸质优良的杂志，我想到让更多的美国朋友了解中国，分享发生在她的大地上的一切⋯⋯想到就干，回到房间，立即刷刷写下几行字，大意是任何有兴趣的人不妨一读，但是看完请还。然后连同杂志一起，把这张‘告示’放到餐室的大饭桌上，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就有一个新闻系的同学前来告诉我，说这本杂志很有意思。她很爱看，准备下月就订！连着几天，我发现大家都在翻阅，从楼上传到楼下，最后拿回杂志时，附在其中的征订单已不翼而飞了⋯⋯杂志被我带到地理系后，立即成了咖啡室里的抢手物，同学、老师争相传阅，并向我表示谢意。”

我们杂志有一位老读者是美中友协某地方分会主席。他1990年下半年访华时，对我们杂志社的负责人说，他认为《今日中国》北美版最适合美中友协的会员阅读，可以帮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他打算把他的美中友协分会扩大会员的工作与《今日中国》的征订工作结合在一起，每吸收一位新会员就为他订阅一份《今日中国》。他回到美国以后，便以这种方式为《今日中国》征求订户，到目前为止，已征到了近四十个新订户。

美国有一名著名妇产科医生也是我们杂志的老读者。他1979年第一次访华后不久，便开始和我们杂志社人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曾为杂志撰写过文章。他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好友，1990年9月他应邀到北京参加林巧稚纪念邮票的首发仪式，我们北美版的记者采访了他，并在1991年1月号北美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和林巧稚之间友谊的报道。他回到美国以后，见到这篇报道非常高 兴，便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了七百多封信，向美国各方面的人士和机构推荐《今日中国》北美版，其中很大一部分信件还随函寄送一份刊登这篇报道的北美版杂志，并附去订单。他在推荐信中写道：“《今日中国》是一本具有新闻价值、充满信息、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情况的杂志。它由于报道题材的多样化，图片的高质量，特别彩色图片的高质量，而成为一本非常出色的刊物。”在他的推荐下，不少人订阅了《今日中国》北美版。

美国有一位社会工作者从五十年代起开始订阅我们的杂志。近年来，她多次访华，每次来到北京，都要与我们杂志社的人员取得联系。1991年7月，她来到我们杂志社，给了一张六百五十美元的支票，要求订阅四十一份《今日中国》杂志，分别赠送给她在美国、英国、德国和墨西哥的亲友，每份杂志都订阅三年。她说，她希望她所有这些亲友将来都像她一样能成为《今日中国》的老读者。

为了加强与国外读者的联系，我们杂志社从1987年起，先后组织了多批澳大利亚、美国和泰国的读者来华进行有特色的读者旅游活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也是我们杂志的一个老传统。宋庆龄生前就非常重视与读者的联系，每期杂志出版后，她都要亲自寄出几十份给国外的许多老朋友，以便听取他们对杂志的意见并通过他们扩大杂志的影响。1956年，她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抽空征求印度朋友对杂志的意见。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以宋庆龄为榜样，不断加强与广大读者的联系，争取他们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努力办好《今日中国》杂志，更好地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服务。

（原载1992年《真实报道的传统——今日中国创刊40年文集》）

• 孟纪青：曾任《今日中国》社长兼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