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已度过六十个春秋，探溯源头，有必要先回顾《新闻通讯》的历史。笔者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为此曾专访老领导爱泼斯坦。

当时，“在战争年代里，我常为丢失许多可贵的资料而深感遗憾，但有幸的是还保存了一些史料，特别是这么多的《新闻通讯》!”

这位唯一健在的原保盟中央委员，从自己那间杂乱但藏物颇丰的小资料室中，抱出一堆史料——己发黄的几期《新闻通讯》，向我介绍。

20世纪30年代，正当中国人民处于抗日救亡的重要历史时刻，宋庆龄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抗日爱国团体——保卫中国同盟。在争取国际物资援助的同时，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宋庆龄认为保盟“应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真实情况的职责”，需要开展国际宣传。于是这年末，她请新西兰作家詹姆斯·贝特兰和年轻的记者爱泼斯坦，筹办出版了保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刊物坚持真实报道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尤其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英勇事迹及其需要的支援，以广泛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支持及实际的援助。限于条件困难，他们先用手工出版油印的简报。1939年4月1日起，才正式出版英文版《新闻通讯》半月刊。到1941年12月25日， 日军占领香港为止，共出版了36期。在刊物的最后一年里，还增出了中文版，由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和写稿，主要面向在海外的中国读者。

《新闻通讯》编辑出版后，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内外的分支机构，以及朋友们广为推广发行。此刊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已有自己的传统，用事实说话，做真实报道。《新闻通讯》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宋庆龄曾回顾说：“对于世界上真正想了解中国的斗争的人们来说，这些出版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十四年后，在新中国诞生不久的1952年，宋庆龄为何又创办了新刊物《中国建设》按参加创刊的元老陈翰笙回忆：“1950年10月周总理对宋庆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由她创办一个对外宣传刊物，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说法是事实，但过于简略，当人们重读1950年宋庆龄与周总理不寻常的频繁信件联系时，则可具体再现这段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肩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她正着手改组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保盟)。在筹划新任务中，她把国际宣传作为重要内容。1949年12月12日她在给中国救济总会负责人伍云甫的信中，最早提出“出版一个月刊或者通讯以领导救济工作⋯⋯建立国际宣传机构⋯⋯也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建设新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 1950年4月，她到北京参加全国救总大会，在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时说：“我们认为国际宣传将是一件重要工作”，“希望代表大会分给我们这个任务，让我们把中国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揭露一切帝国主义的阴谋，建立各国人民的真正友谊”。6月17日她致函周总理，其中再次提到“特别指的是国际宣传工作，它对我们将来怎样发展有很大影响”。当年9月下旬，在收到总理9月18日来信后，宋庆龄又给总理去信，具体提出建立国际宣传机构的工作要点，其中有“配合外交部的同性质工作范围之内”，“国际宣传机构与宣传刊物⋯⋯设在北京”，刊物在上海印刷和发行为好，以免资本主义国家有“官方宣传品”之误会。信中明确表示她“对于出版刊物工作极有兴趣”。

从这些信件来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50年10月周总理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份对外刊物，不是临时的动议，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换意见和酝酿之后，两位伟人所见略同。其中稍有发展的是，最初宋庆龄考虑从救济福利角度开展国际宣传，而此时周总理则从对外介绍新中国的更高的角度，将此重任托付给宋庆龄。周总理的建议高瞻远瞩，显然是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出发，西方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失败，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千方百计进行封锁，开动宣传机器，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因此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尽管当时已创办有《人民中国》等对外宣传刊物，但是周总理还是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再创办一个对外英文刊物，由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出版，但不限于救济、福利工作，而是有自己的特色，向各国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宋庆龄是最适合承担此重任的特殊人物。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是杰出的女政治社会活动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与影响，而且有多年丰富的国际宣传经验。包括她在30年代支持进步英文刊物《中国之声》、《人民论坛》，尤其创办保盟《新闻通讯》。

宋庆龄为加紧筹办新刊物，于1951年1月21日月约请刚回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到她的北京方巾巷住宅共进晚餐，商谈办刊方针。1月28日宋庆龄又与周总理会见，具体商议办刊事宜。宋庆龄还邀请爱泼斯坦夫妇于1951年来中国参加筹办工作。在两位伟人的亲切关怀下，由宋庆龄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对外英文刊物，终于1952年1月创刊了。当宋庆龄于1951年12月17日收到创刊号时，立即给社长金仲华去信，表示祝贺并提出改进意见。信中两处转达周总理的意见，“因为周总理指出过我们杂志的重要性，以及使国外读者能接受，我感到我们应尽力使它给人以好印象”。另一处是“我与周总理交谈时，他的意见是我们杂志的印刷数量不够。我也有同感”。历史表明，周总理对宋庆龄创办新刊寄予厚望，并始终支持。1955年12月23日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专有一段话介绍《中国建设》杂志。他为杂志创刊五周年、十周年题词，并亲自出席杂志社聚会，表示祝贺。他指示杂志要以生活为内容，建设为范围；他曾提醒杂志要保持宋庆龄的办刊风格，这种关怀直至他的晚年。所以宋庆龄怀着深情写下《怀念周恩来》一文，其中特别强调“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从保盟《新闻通讯》到《中国建设》，两刊显然大不同，今非昔比。当年的《新闻通讯》从实力、内容、形式及影响，当然不可能与新中国创办的正规期刊相比。但两刊在同一个创办人宋庆龄的主持下，共有传统精神，对外办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传统新闻媒体角度看，其一，传播主体的定位，都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亲手创办和指导的对外刊物，都是以人民团体出面出版的刊物。《新闻通讯》是抗日爱国民间团体的机关刊物。《中国建设》的出版者是中国福利会(前身是保盟)，虽然它是新中国出版的刊物，但在国际传播中是民间或半官方身份，这有别于完全官方的媒体，更有利于开展人民外交，增进中外人民间的了解与友谊，有利于广泛传播新中国的信息。这种人民团体特色，其编委会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又似当年保盟中央由中外知名人士组织，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撰稿人多为社会知名人士，与刊物身份相称。

其二，刊物内容因时代不同而变化，但宗旨有相似的方向，明确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崇高目标和任务。当年是服务于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今天是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服务于国际和平与合作。

其三，忠于真实报道的传统。两刊的传播原则和手段，都基于用事实说话，遵循真实报道的精神。当年，为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某些西方的歪曲宣传，力争反映国共合作，人民团结抗战，特别是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当年爱泼斯坦等记者奔走前线采访，或约请亲历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友人撰写见闻，每期专栏“战地报告”具有很强感染力，正如爱泼斯坦回忆的：“它并不是用一般的言词来要求人们给予支持，而是用那些在战地做实际工作的人们写的报告，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到那些取得的成功、存在的问题，那种有创造性的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情景都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事。”《中国建设》创刊后，也是发扬这个真实报道的优良传统，用事实说话，记者深入生活一线，作者多有亲历，所以能生动报道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真实也在于解放思想，敢于反映人民共和国在前进中所面临的正在努力克服的困难，敢于报道读者关心的热点。遵循这个原则，杂志则受欢迎，否则就受挫折、失败。杂志在文革中，背离了原有的宗旨与传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留下难忘的教训。当年《新闻通讯》与歪曲中国抗战的外国舆论作斗争。今天在国际宣传中，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利益，依然有国际舆论斗争的任务，用事实向外国读者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其四，明确我们的受众。当年保盟《新闻通讯》不是对内，而是面向外国友好、和平的一般读者。《中国建设》创刊时，宋庆龄主持的创刊筹备会上就明确英文刊物对外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

其五，重视传播效果。扩大刊物影响，在国外加以推广，一直是宋庆龄关心的事。从当年办《新闻通讯》利用香港有利地域，请外国友人发行。到《中国建设》创刊，也是聘请国际友人参加推广工作，坚持本社搞推广，与各国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宋庆龄自己也亲自联络国外朋友，寄新杂志，以扩大杂志在海外的影响。

从《新闻通讯》到《中国建设》，仅是宋庆龄致力国际宣传的一段历史，她作为国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有着极为丰富的国际传播实践和理念，为我们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进入21世纪，宋庆龄开创的事业正在不断发展，我们仍要继承发扬宋庆龄的精神传统，为传播中国，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平与合作，作出新贡献。让我们永远牢记宋庆龄的期望：“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 陈日浓：曾担任《今日中国》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