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面向世界公开发行的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正式出版。作为主办人，宋庆龄对杂志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凡事均亲历亲为。可以说，创办《中国建设》杂志是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和贡献。

我于1949年加入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参加了杂志创办全过程，历任《中国建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在《中国建设》(现称《今日中国》)杂志即将迎来六十周年之际，我介绍一下自己所经历的《中国建设》创办始末。

《中国建设》杂志的诞生

1950年4月底，宋庆龄当选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系建立于1938年的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会。

1950年10月，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办个对外的刊物。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宋庆龄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

宋庆龄完全同意。于是195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并且委托陈翰笙到上海与金仲华一起，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刊物。同时，宋庆龄邀请正在美国的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和耿丽淑尽快返回中国参加办刊。

宋庆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文刊名《中国建设》。1951年8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主持《中国建设》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爱泼斯坦、谭宁邦、吴耀宗、文幼章等，我与林德彬也参加了会议，同时负责具体落实会议决定。

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新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宋庆龄提出要成立一个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也是由宋庆龄提出的。主任：金仲华，副主任陈翰笙。其他编委委员是：钱端升（政治学家）、李德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刘鸿生（实业家）、吴贻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还提出，邀请耿丽淑到中国，从事杂志的推广发行。宋庆龄强调，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宋庆龄对编辑方针有明确的要求，她要求多写人民群众的努力和业绩，因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她还强调实事求是。根据宋庆龄的要求，编辑部作出具体规定：每期必须有一篇观点新颖的文章，一篇扎实的文章，还要有一篇生动的文章。具体表现为，杂志按既定编辑方针，在筹划各期报道观点与内容时，强调：一、写好每期首篇的《致读者》，结合各期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与提升，表明杂志对当前中外形势及重大事件的鲜明观点（宋庆龄曾亲自写过《致读者》）。二、深度报道国内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多由本刊记者深入采写专稿，以主题文章或若干文章从各个角度透析主题。三、约请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撰写通俗而观点鲜明的重要文章（创刊初期宋庆龄、金仲华、陈翰笙及社会知名编委均亲自为杂志撰稿，以后也很重视约请各界专家学者撰稿或访谈）。

1952年《中国建设》第一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1955年改为月刊）。实际上，创刊号提前于1951年12月便正式印刷出版了。《中国建设》第一期印刷一万册，向国内外发行。

杂志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封底为木刻，内容为重建的钢铁基地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

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

杂志创办初期的困难

《中国建设》创办初期，困难很多。

首先是两地办公。宋庆龄坚持对外宣传的刊物必须在首都，紧靠中央，既可把握中央的大政方针，又便于了解国际信息。但是当时北京没有外文印刷厂，所以杂志社只能分北京、上海两地办公。

北京的编辑部由陈翰笙与爱泼斯坦负责，负责采稿、编辑；上海的业务部，由金仲华挂帅，分推广工作组与出版工作组，负责印刷、发行等。每出一期杂志，需要在北京与上海往返多次。很费时，经常出现脱期现象。不仅人员很辛苦，而且由于工作沟通不畅，还容易产生矛盾。宋庆龄一直在努力沟通、协调，并设法解决矛盾。这些在那一时期宋庆龄与金仲华、陈翰笙以及爱泼斯坦大量往来书信中都有反映。

后来，北京有了外文印刷厂。1953年5月，我们把出版发行工作搬到了北京，但推广部门仍留在上海，直到1955年才全部搬到北京。

第二是人手不够。杂志创办初期，编辑部、办公室加起来二十来人，领导与骨干的编制都不在社里，而且大多身兼数职。金仲华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担子已经很重，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杂志上。爱泼斯坦夫妇初到北京时编制在《人民中国》杂志，主要工作精力在那里，每周来《中国建设》三天。

第三个困难是缺房。建国初期，国家各大部委都开始在北京筹建，都需要房子,找房子很困难。我们开始办公的地方大草厂胡同16号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房子，他们自己在后院办公，把前院让给了我们。后来我们几经周折，买下了外交部街52号的四合院，还零零碎碎找了几处家属宿舍。但上海的业务和人员搬来后，房子又不够用了，不得不求助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搬到了东皇城根官房胡同40号。直到1958年6月，迁往阜成门外百万庄大街24号外文局办公大楼。

杂志社长期以来在业务上一直没明确由哪一个上级部门具体分管。我们的行政关系先后隶属过中国救济总会、文化部出版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但他们都不具体管我们业务。为了找一个性质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娘家”，经再三考虑，并请示宋庆龄，我们最后把杂志社归口到外文出版局。

1958年，上面派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某局局长的唐明照接替陈翰笙，任编委会副主任、总编。我和李伯悌被任命为副总编，一切工作逐渐开始理顺，杂志也越来越发展。

我们的业务靠在外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还有一个好处，在于信息灵通。当时外办宣传组组织一些港澳报刊的老总定期开会沟通信息，廖承志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张彦经常出席会议并主讲，有时陈毅也讲。外办召开宣传方面的会时，也通知我去参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在业务上碰到问题，就直接去找宣传组，甚至直接请求廖承志帮助。

杂志的推广与发行

宋庆龄十分重视杂志的推广与发行。首先，宋庆龄推举耿丽淑返回中国，专门从事推广与发行工作。其次，宋庆龄坚持主张走自己独立发行的路。当时，所有对外的刊物、书籍皆依靠国际书店，而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与高效率，要求自己发行，以区别于官方渠道。第三，宋庆龄坚持亲自为杂志写文章，向知名人士约稿，并以林泰的名字向国外友人邮寄每期杂志，带头做推广发行工作。

自己发行的好处在于：一、与读者直接发生联系。针对读者来信，我们及时了解到读者的愿望与口味，帮助编辑调整采稿的方向与内容。二、我们对来信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规定回信不能超过两周。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特殊的需要，如提供旅游信息、代购物品等，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三、使发行与推广更加深入。我们坚持自己负责发行工作，可以根据杂志的特点策划推广发行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当时，全社上下都重视发行与推广工作，记得我们曾主动到各国际会议的会场去现场设摊，宣传推广我们的杂志。

事实证明，宋庆龄的决定是对的。《中国建设》的发行量在当时是最大的。那个年代，只有《中国建设》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当然，《中国建设》杂志的非官方性质很重要，这是宋庆龄特别强调的。

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对我们强调坚持非官方这个问题，告诫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建设》是孙夫人出版的杂志，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周总理还告诫我们：要内外有别，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要有区别。要有的放矢，考虑到国外读者的接受程度。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就是宋庆龄的风格与特色。陈毅和廖承志也多次强调，要求我们报道新中国各方面真实的信息，陈毅曾给杂志题词“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讲话。我们一直把这些指示作为杂志的指导方针。

宋庆龄对杂志的关心

记得早期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还不多的时候，宋庆龄经常到办公室来，跟大家聚一聚，在花园里一起喝喝咖啡，喝喝茶，聊聊天。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亲切，就像慈母一样。

宋庆龄对杂志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她细心阅读每期杂志，及时把她的意见与想法告诉我们。她始终关心杂志的编辑方针并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前后共为杂志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内容题材广泛。她的文章不但文字优美流畅，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文风非常好。

每期杂志我们都送给宋庆龄看，并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看后会及时提出她的意见，并且提的意见还很具体。有时她会主动提出增加内容等要求。

有一次，她提出批评，说杂志脱期太厉害。如果杂志不按期出版，到了美国就成了旧闻。她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决新闻不新和脱期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因为杂志的生产过程很长。其中有些环节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如约稿、印刷、发行等。杂志出版后发到美国，路上就要走一个月。我们的杂志早先是直接用英文写稿、定稿。但从1960年起，陆续增加了新的版本：西班牙文版（1960年1月创刊）、法文版（1963年4月创刊）、阿拉伯文版（1964年3月创刊）、俄文版（1966年1月创刊。1978年12月停刊）。版本多了，就以中文稿为母版，各语种从中文翻译过去，不仅增加了工作量，经过层层翻译，文章的意思与文采也大打折扣，定稿更是问题。我们对中、英文比较有把握，而对小语种，一一把关就力不从心了。

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与要求，我们积极整改，想了很多办法。在走廊里竖了一块大板，每篇稿子进行到哪一个环节了，一目了然。我们专门设了一个“催稿人”，每天检查，哪一个环节过了“死期”，就要去催。虽然此人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但毕竟解决了按时出版问题。

宋庆龄对杂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印刷质量问题，责成我们要设法改进。

她有时把我们找去当面提意见，但大多数时间以信函表达她的意见与想法。很多时候，宋庆龄是通过金仲华来关心指导杂志社工作的。宋庆龄与金仲华很熟，也很信任他。她常常通过金仲华来找我谈话，转达她对杂志的想法与意见。金仲华也很关心杂志，他从保盟时就参加《保盟通讯》中文版的编辑，一直担任机构的领导。因此，他很了解我们的情况，也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困难。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抽空到杂志社来，及时转达宋庆龄的意见。有时宋庆龄会直接给我写信，如1960年11月5日来信评述过去十一期杂志的优点，及提出今后改进的意见。

《中国建设》在出版五周年和十周年时分别办了两个展览会，宋庆龄特地请了周总理夫妇、陈毅、廖承志等领导人来参观。在十周年的展览上，宋、周等领导人还接见了全体工作人员，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说明她对《中国建设》的确是引以为傲的。文革中，宋庆龄对杂志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十分痛心，在她给 很多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此。那时，杂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偏离了既定方针。我也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被打倒并下放到农村长达八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

转眼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已经60周年了。我庆幸能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曾参与了《中国建设》杂志的筹办见证了杂志的发展，亲聆她的教诲。文革后，我虽调离了杂志社，但作为一个“老中建”，我欣慰地看到杂志经过拨乱反正，终于又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宋庆龄生前的愿望。

现在，我已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又义务参加了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为向世人弘扬宋庆龄精神发挥我的余热。宋庆龄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本文由鲁平口述，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中国福利会办公室负责人 沈海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