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之子，军旅经历，记者工作，作协身份，中共党员，第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终，他是莫言。
接下来的文字，虽已有了一段时日，但或许正因如此，其间的一些回答，此刻看来，平添了意味。
饥饿 孤独 铸剑
刘江涛：有论者认为，莫言的作品开始有一个时期是“用肚皮思考世界”的。
莫言：哦，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
刘江涛：指的是饥饿的概念。
莫言：我在国外的一些演讲提到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我人生记忆最深刻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饥饿，第二就是孤独。关于饥饿的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甚至是我们上一代人普遍的记忆。
刘江涛：在一个地方看到说，《透明的红萝卜》当初叫做《金色的红萝卜》，是徐怀中先生改的。这个改后很传神。有没有其他小说标题或结构通过编辑、批评家的建议而变化？
莫言：肯定会有，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比如说我的早期短篇小说《枯河》，我最早的题目叫《屁股上的红太阳》（笑），一个小孩在河道里死掉了，一轮红日照在他的屁股上。《北京文学》有一个编辑叫章德宁，后来当社长许多年，她说这个能不能改一下，因为中国一提到红太阳，往往会联想到我们的领袖。我就改成了《枯河》，他们说这个确实好，第一是小说里面的一个环境，第二个也象征了在文革期间人类的情感呀爱呀，就像河水一样枯竭了，干涸了。
刘江涛：我看一篇文章说，您七八岁读过鲁迅。我特喜欢《月光斩》，觉得特有《铸剑》的意味，甚至以后不少长篇也有鲁迅的味道在。
莫言：七八岁严格来说不能叫读鲁迅，因为读不懂（笑）。当时生病在家里，腿上生了疖子，我哥放在家里一本鲁迅小说集，看不懂，很多生字都不认识。真正读鲁迅还是成年后，文革期间印刷了很多几毛钱一本的小册子，读这个。60年代的高中课本里也选了鲁迅的《铸剑》，我从大哥放在家里的教材里读了很多遍。
《铸剑》对我影响很深，我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时写的论文中有一篇也是谈《铸剑》的，因为我觉得这部小说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什么荒诞呀黑色幽默呀暴力呀，那种戏谑感，还有恶作剧。《铸剑》是非常丰富的一部小说，也有神秘主义的东西，像黑衣人唱的歌。再一个，我觉得这部小说是鲁迅的精神自传。鲁迅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无以言表，我想和他的家庭矛盾有关系……我觉得（可能）很多话是在发泄兄弟失和之后他满腹的委屈，但是不好说自己的弟弟、弟媳妇，家丑不可外扬。在《铸剑》里完全可以看到当年周氏兄弟闹了矛盾的后遗症。
刘江涛：这个蛮有意思的。其实不止《故事新编》，鲁迅的作品非常有先锋性，在当时世界的文学格局里都有先锋性。
莫言：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写小说的？应该还是有的，是吧，俄罗斯像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还有安德烈耶夫，鲁迅喜欢的，翻译过他的小说。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非常超前的。我看其他的作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写作过。
先锋问题
刘江涛：有一些论者认为您是先锋作家，另有些人认为不是。但我认为无论当初读《欢乐》呀《透明的红萝卜》呀，先锋意味非常强的。而今您怎么看先锋以及八十年代中期那一段文学的突进？
莫言：写作者写的时候不会去考虑自己到底写了一个先锋小说还是寻根小说，当然，一批作家在某一个共同的时期，写出了有类似风格的作品，有没有必然性？肯定有，肯定和社会的发展、内外的环境有关系，但是写作者本人未必能够意识到。谁都是先写作，出了作品，然后才被批评家总结出这样那样的流派来。很少作家先举旗喊出一个口号来，然后根据口号写作。“寻根文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约而同，并不是说韩少功提出了《文学的根》之后，大家才去写的。
中国作家写的东西谁能够离开中华文化这个根呢？谁能够离开自己的经验和生活呢？既然要按照个人的经验和生活来写作，自然就跟中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刘江涛：关于先锋写作呢？那时《人民文学》、《收获》都在重推。
莫言：我想先锋的口号在我写作的1985、1986年时还不是特别响亮。1986、1987年，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一批人出来的时候，先锋文学才叫得响亮。为什么有的评论家没有把我划到先锋文学，就是在于我比余华、苏童、孙甘露他们早出道了大概一两年，他们应该是在1987年的时候，在《收获》上，程永新他们集中地发了一批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然后就形成了先锋文学的浪潮。
刘江涛：很早，先生就写过要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那两座灼热的高炉（《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莫言：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三十年，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了解甚少。八十年代翻译过来，大家确实一下子感到眼花缭乱了，纷纷阅读，不仅仅是你刚才讲的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有乔伊斯、劳伦斯等很多作家，卡尔维诺晚一点，还有略萨。当然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博尔赫斯、劳伦斯和乔伊斯，这是我本人的感受。马尔克斯也受到福克纳的影响，马尔克斯讲他的导师是福克纳。
从1986年开始，很多作家的写作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而且没有来得及认真消化，很多作品的借鉴痕迹过分浓重，甚至有模仿的嫌疑，而且多数注重一些表面性、技术性的东西。
我在1986年写了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提醒，提醒自己。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的很好的样板，开阔了视野，激活了心灵，解放了思想，打破了固有的文学观念。如果我们没有清醒意识到这种跟着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是没有出息的话，那么，无论是对我们民族的文学还是对作家个人的创作都非常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