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3日，关于陕西延安一名城管队员在冲突中跳起猛踩商户头部的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后经延安市公安部门核实，这名殴打、猛踩商户者是“临时工”。而当延安城管在街头上演“全武行”之后，“临时工”也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从“发飙女警”到“央视大火押运员”，从“武汉硚口临时工城管打死大学生”到“中华脊梁奖临时工伪造文件”⋯⋯在中国，“临时工”已成了一个奇异的现象。他们是犯事儿的，也是扛事儿的；他们是干活的，也是顶雷的；他们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他们有很多不应该存在的理由，却在现实中处处显身。

“临时工”溯源

事实上，“临时工”并非中国所特有，世界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着“临时工”。据2013年6月7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称，美国整个国家的临时工数量创下新高，达到2700万人；德国劳工局2011年的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有临时工91万人；韩国、日本等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临时工”。

中国究竟有多少“临时工”？迄今，尚没有公开资料显示详细的统计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这些编外人员名称各异：交警、城管等部门叫协管员，警务系统则叫协警、辅警，甚至在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也有存在，他们一般担负书记员、记录员和网络技术人员等所谓“辅助性”工作。除此之外，很多单位将编外人员称作“临时工”，以示与“体制内”相区别。

然而，这些编外人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临时工”。中国“临时工”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4年5月，当时国家劳动部公布了一份《关于建筑工程单位赴外地招用建筑工人订立劳动合同办法》，里面首次在国家文件中引进了“临时工”的概念。从此，“临时工”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人事编制束缚了机关单位的手脚，吸纳编外工作人员，解决用人需求的矛盾成为一种趋势。

在那个年代，在特定的语境下，这些人被称为“临时工”，意思是与“正式工”相区别。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临时工”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没有编制、没有财政拨款、没有合同，甚至没有福利和保障。即便是如今，“临时工”的待遇也不算好，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坦言，他们单位的协管员除了每月不超过1000元的总薪水外，没有其余的收入，甚至也没有社保，仅有每月几块钱的工伤保险。

支出成本的廉价，使得编外用人已经成为各种类型机关事业单位的常态现象。这种现象延续至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编外用人现象。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愿意“偏爱”编外人员在于：一是，各单位编制被严格限定，但公共服务事项不断增加，小马拉大车，一些单位被迫使用编外人员；二是，“临时工”聘任随意性很大，既能缓解人手紧张的困难，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成本。

河南审计部门2009年曾进行过一次排污费的专项审计，结果表明，6县（区）环保局实有人员765人，但财政供给人员仅159人，只占总人数的20.8%，而自收自支人员也就是编外人员，占总人数的79.2%。

而截至2012年11月31日，江苏淮安市淮阴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事业单位中，卫生、城管、教育这三个部门编外用工数占全部事业单位编外用工总数的88%。